高行健訪談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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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軍
曹溪整理
編者按：旅法華裔作家高行健榮獲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
以下是其好友陳軍與其的一次長談。
陳：我想通過這個采訪試圖勾劃在我們這一、兩代人中，我們将來會為後人留下來的精神遺産是什麼？我指的是各個涵意上的，從理念、人生的經驗、藝術的創作，甚至包括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一些看法和個人體驗。
因此，我基本上想問的是這樣一類的問題，即在你人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哪些事情給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迹，不管它表現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隻是友誼中的背叛。
這些東西作為你人生的轉折，其内涵到底是什麼？比如你現在回憶童年的話，你是怎樣渡過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個很夢幻又很渴望的。
1949年共産黨要想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切都要個新的社會，要埋葬舊的社會。
可是我是從那個社會來的。
1949年我十歲，我是40年生的，我曾經一度是相信我是長在紅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經驗。
現在想起來，那段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陳：你的家鄉在哪裡呢？ 高：我出生的時候家裡正在逃難，正是抗戰時期。
我生在贛南，我的父親當時在中國銀行工作，算是公職人員罷。
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幸福的童年，我幸虧有這麼一段生活。
不是在那種大集體呀，祖國呀，紅旗下長大的。
後來我一直忘掉了這一段。
我們整個那一段的教育過程就是讓你忘掉它，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要埋葬那個舊社會，一個大家耳濡目染的舊社會的苦難。
可是我卻沒有看見多少苦難。
那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
陳：你從哪裡逃到哪裡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難中出生的，那是飛機轟炸下的贛州。
這段我在小說裡寫到過。
贛州當時是蔣經國在那，算是個治理得模範的地方了。
蔣經國當時算是國民黨内的清官，還算是治理的不錯。
當時日本人到那裡就停住了。
後來他們開始襲擊，我們又開始往前走了。
我再小的記憶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贛南。
日本人到哪，我們銀行就先撤退。
所以，逃難對我童年殘存的記憶來講是個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并沒有感覺戰争的那種恐怖。
唯一對戰争的恐怖記憶就是飛機轟炸。
然後就是抗戰勝利以後，我父親還留在銀行裡，後來就失業了。
後來他當過記者，又到私人的銀行裡幹過，輪船公司也幹過。
盡管我父親常常失業，但我們家生活還是滿優越的。
我父母都出生于一個破落的家庭，對他們來說，這個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
所以我還趕上了舊生活的尾巴，但是這個舊生活現在對我來說是美好的。
陳：你在十歲以前，如果有過教育的話，是個什麼樣的教育呢？ 高：我們的家庭是非常溫暖的。
我們家的這種家庭到了新社會以後就消失了，那種人的關系也消失了。
那時候，一切都顯得溫文爾雅。
我父親來的朋友談吐文雅，西裝革履的；我母親愛的也是教會式的教育。
所以我們家算是個中産階級了。
父、母親家以前也是個大家族，後來雖然敗落了，但是他們身上那種遺風尚在。
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唱什麼西方歌曲了，什麼彈鋼琴了，唱歌劇了。
太太們留學回來以後拿着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
我父母他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同樂會。
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歲，我媽叫我排個節目，讓我跟她一起登台。
我母親當時是抗日劇團的演員，後來跟我父親結婚後，出于政治原因，我父親不讓她搞政治，因為太危險。
當時的抗戰劇團，國民黨也不太喜歡。
後來我母親回憶起來猜測，她們劇團的外圍有共産黨在做工作。
她是基督教青年會的。
陳：我媽媽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為當時參加了抗戰的演出團并寫文章，後來在1956年時被抓起來，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釋放。
高：所以他們49年後就根本不怎麼談這些事，但是這個記憶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于是我有兩個社會的經驗。
我有現代中國的，再有就是西方社會的不同體驗。
現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會裡頭。
陳：你那時都是讀的什麼書呢？ 高：應該說主要是童話。
我也沒上學，因為那時在逃難嘛，加上我身體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親教我識字的。
那時我家裡有一大堆書，有很多童話、兒童讀物、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可以說是一種很西式的教育，家裡那時還彼此講英文，穿的是西裝，唱的是洋歌。
陳：共産黨進城的時候，你們家當時在哪？ 高：忘了。
五零年以後我們家到了南京，我有一個表伯父早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就到處找我們家。
他的父親家也是個大家，是個大買辦資本家，就娶了好多小老婆。
然後他媽就到我父親家過，他和我父親就像親兄弟一樣，然後他到了上海上大學，參加了地下黨，背叛家庭，并參加了新四軍。
四九年後他就找我們到南京去，當時
以下是其好友陳軍與其的一次長談。
陳：我想通過這個采訪試圖勾劃在我們這一、兩代人中，我們将來會為後人留下來的精神遺産是什麼？我指的是各個涵意上的，從理念、人生的經驗、藝術的創作，甚至包括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一些看法和個人體驗。
因此，我基本上想問的是這樣一類的問題，即在你人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哪些事情給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迹，不管它表現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隻是友誼中的背叛。
這些東西作為你人生的轉折，其内涵到底是什麼？比如你現在回憶童年的話，你是怎樣渡過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個很夢幻又很渴望的。
1949年共産黨要想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切都要個新的社會，要埋葬舊的社會。
可是我是從那個社會來的。
1949年我十歲，我是40年生的，我曾經一度是相信我是長在紅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經驗。
現在想起來，那段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陳：你的家鄉在哪裡呢？ 高：我出生的時候家裡正在逃難，正是抗戰時期。
我生在贛南，我的父親當時在中國銀行工作，算是公職人員罷。
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幸福的童年，我幸虧有這麼一段生活。
不是在那種大集體呀，祖國呀，紅旗下長大的。
後來我一直忘掉了這一段。
我們整個那一段的教育過程就是讓你忘掉它，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要埋葬那個舊社會，一個大家耳濡目染的舊社會的苦難。
可是我卻沒有看見多少苦難。
那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
陳：你從哪裡逃到哪裡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難中出生的，那是飛機轟炸下的贛州。
這段我在小說裡寫到過。
贛州當時是蔣經國在那，算是個治理得模範的地方了。
蔣經國當時算是國民黨内的清官，還算是治理的不錯。
當時日本人到那裡就停住了。
後來他們開始襲擊，我們又開始往前走了。
我再小的記憶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贛南。
日本人到哪，我們銀行就先撤退。
所以，逃難對我童年殘存的記憶來講是個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并沒有感覺戰争的那種恐怖。
唯一對戰争的恐怖記憶就是飛機轟炸。
然後就是抗戰勝利以後，我父親還留在銀行裡，後來就失業了。
後來他當過記者，又到私人的銀行裡幹過，輪船公司也幹過。
盡管我父親常常失業，但我們家生活還是滿優越的。
我父母都出生于一個破落的家庭，對他們來說，這個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
所以我還趕上了舊生活的尾巴，但是這個舊生活現在對我來說是美好的。
陳：你在十歲以前，如果有過教育的話，是個什麼樣的教育呢？ 高：我們的家庭是非常溫暖的。
我們家的這種家庭到了新社會以後就消失了，那種人的關系也消失了。
那時候，一切都顯得溫文爾雅。
我父親來的朋友談吐文雅，西裝革履的；我母親愛的也是教會式的教育。
所以我們家算是個中産階級了。
父、母親家以前也是個大家族，後來雖然敗落了，但是他們身上那種遺風尚在。
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唱什麼西方歌曲了，什麼彈鋼琴了，唱歌劇了。
太太們留學回來以後拿着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
我父母他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同樂會。
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歲，我媽叫我排個節目，讓我跟她一起登台。
我母親當時是抗日劇團的演員，後來跟我父親結婚後，出于政治原因，我父親不讓她搞政治，因為太危險。
當時的抗戰劇團，國民黨也不太喜歡。
後來我母親回憶起來猜測，她們劇團的外圍有共産黨在做工作。
她是基督教青年會的。
陳：我媽媽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為當時參加了抗戰的演出團并寫文章，後來在1956年時被抓起來，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釋放。
高：所以他們49年後就根本不怎麼談這些事，但是這個記憶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于是我有兩個社會的經驗。
我有現代中國的，再有就是西方社會的不同體驗。
現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會裡頭。
陳：你那時都是讀的什麼書呢？ 高：應該說主要是童話。
我也沒上學，因為那時在逃難嘛，加上我身體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親教我識字的。
那時我家裡有一大堆書，有很多童話、兒童讀物、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可以說是一種很西式的教育，家裡那時還彼此講英文，穿的是西裝，唱的是洋歌。
陳：共産黨進城的時候，你們家當時在哪？ 高：忘了。
五零年以後我們家到了南京，我有一個表伯父早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就到處找我們家。
他的父親家也是個大家，是個大買辦資本家，就娶了好多小老婆。
然後他媽就到我父親家過，他和我父親就像親兄弟一樣，然後他到了上海上大學，參加了地下黨，背叛家庭，并參加了新四軍。
四九年後他就找我們到南京去，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