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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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超現實主義文學流派，作者一方面指出：“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在語言藝術上給予語言規範的沖擊，對于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産生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超現實主義在語言藝術上的試驗促使現代文學發現了語言本身無比豐富的可塑性。
”另一方面又指出：“……(超現實主義文學)也給語言造成了一種無政府狀态的混亂，一些讀者不明白、作者也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胡話也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其實是盲目地追求革新者的一種蒙昧。
一味革新而忘卻了革新的目的，就會落到适得其反的可悲境地。
”進而又總結說：“對語言手段的探索服從于文學創作的目的。
文學服務于人生，服務于社會，不管文學家自己是否認可……倘單純迷戀手段而失去了目标，自然免不了有空虛之感。
”這種分析我以為是比較中肯的。
可惜作者沒有把這種冷靜的分析精神貫串全書。
即便小說技巧本身确實是超階級、超民族可以通用的一種寫作手段吧，讀者也不禁要問：難道所有的西方現代小說技巧，都是好的寫作手段嗎？都值得掌握和借鑒嗎？統觀全書，這方面的分析是很欠缺的。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作者，要他提供一個準确、全面的答案，但朝這個方面深入探索一下，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或許對讀者将更有益吧。
作者認為小說技巧是超民族的，卻沒有回避文學創作的民族形式這一問題，在《現代技巧與民族精神》這一章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觀點：“對用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來說，民族特色首先在于作家運用本民族語言的藝術特色……用民族語言來進行文學創作，必然會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帶進作品中去。
作家哪怕再怎樣借鑒外國文學的手法，隻要是用道道地地的中文寫作，就肯定會帶上本民族的色彩。
作家倘對本民族文化的修養越高，這種民族特色就越鮮明。
……不管作家使用什麼樣的手法，隻要他用的是民族語言，寫的又是他本民族人民的生活，越寫得生動，就越見其民族精神。
”然而這一論點顯然也是需要經受争鳴的考驗的。
我總覺得他的思路方向是對的，但具體論述時似乎失之于簡單化。
如果隻要使用民族語言寫作就必然會體現出民族性，那麼民族性這一問題的提出便成為多餘的了。
顯然這裡面還包含着更複雜更奧秘的因素，技巧本身的特點究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着民族的特征呢？ 7 新、奇、怪并不可怕。
随着時代的發展，小說創作總要在技巧上不斷突破、不斷創新，隻要是順理成章的新、水到渠成的奇、瓜熟蒂落的怪，不但都可成立，而且必然會對讀者産生新的吸引力和新的愉悅感。
我們要反對的是形式主義的玩弄技巧，反對那種盲目照搬的“新”、囫囵吞棗的“奇”、裝腔作勢的“怪”。
讀畢《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在這一點上肯定能有最突出的收獲。
我們應當承認，在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我們生産資料的公有制和社會生活的民主集中制等都是先進的，但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中國的文明程度從物質水平上看還相當落後，我們的小說作者所面對的廣大讀者的文化水乎是參差不齊、而且絕大多數是隻受過中等和初等教育的。
因此，采用比古典的講故事技巧更為新穎的現代小說技巧寫小說，恐怕還不能搞得太急，面鋪得也不能太大，甚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完全采用現代小說技巧寫作的小說都還隻能算是一種為數不多的實驗性作品，基本上采用中國古典和西方蒸汽機時代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技巧創作的小說，還将是小說創作中的主流。
在這種情況下，我以為更要緊的是強調借鑒，強調把西方現代小說技巧中的易消化者，盡量滲透進中國當代的小說創作之中，以漸進法推動中國小說技巧的革新，而不宜籠統地鼓吹一種世界性的現代小說技巧。
這方面強調過份，則有曲高和寡、脫離多數之弊。
《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對古典小說技巧的種種“法規”進行了強有力的沖擊，意義是很重大的，但似乎顧及中國當前實際情況不夠(需知：在中國的鐵路上還奔跑着為數不少的蒸汽機！)，特别是最後一章《未來的小說》，似乎立論和推測都走得過遠，顯得有些浮飄。
倘若該書僅止是介紹西方現代小說技巧的發展狀況，則不必這樣苛求，但該書是緊密結合我們中國作者應當如何寫小說這一角度來論述的，所以，我便誠摯地提出這個想法，供高行健同志在修訂再版時參考。
超現實主義在語言藝術上的試驗促使現代文學發現了語言本身無比豐富的可塑性。
”另一方面又指出：“……(超現實主義文學)也給語言造成了一種無政府狀态的混亂，一些讀者不明白、作者也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胡話也在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其實是盲目地追求革新者的一種蒙昧。
一味革新而忘卻了革新的目的，就會落到适得其反的可悲境地。
”進而又總結說：“對語言手段的探索服從于文學創作的目的。
文學服務于人生，服務于社會，不管文學家自己是否認可……倘單純迷戀手段而失去了目标，自然免不了有空虛之感。
”這種分析我以為是比較中肯的。
可惜作者沒有把這種冷靜的分析精神貫串全書。
即便小說技巧本身确實是超階級、超民族可以通用的一種寫作手段吧，讀者也不禁要問：難道所有的西方現代小說技巧，都是好的寫作手段嗎？都值得掌握和借鑒嗎？統觀全書，這方面的分析是很欠缺的。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作者，要他提供一個準确、全面的答案，但朝這個方面深入探索一下，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或許對讀者将更有益吧。
作者認為小說技巧是超民族的，卻沒有回避文學創作的民族形式這一問題，在《現代技巧與民族精神》這一章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觀點：“對用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家來說，民族特色首先在于作家運用本民族語言的藝術特色……用民族語言來進行文學創作，必然會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帶進作品中去。
作家哪怕再怎樣借鑒外國文學的手法，隻要是用道道地地的中文寫作，就肯定會帶上本民族的色彩。
作家倘對本民族文化的修養越高，這種民族特色就越鮮明。
……不管作家使用什麼樣的手法，隻要他用的是民族語言，寫的又是他本民族人民的生活，越寫得生動，就越見其民族精神。
”然而這一論點顯然也是需要經受争鳴的考驗的。
我總覺得他的思路方向是對的，但具體論述時似乎失之于簡單化。
如果隻要使用民族語言寫作就必然會體現出民族性，那麼民族性這一問題的提出便成為多餘的了。
顯然這裡面還包含着更複雜更奧秘的因素，技巧本身的特點究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着民族的特征呢？ 7 新、奇、怪并不可怕。
随着時代的發展，小說創作總要在技巧上不斷突破、不斷創新，隻要是順理成章的新、水到渠成的奇、瓜熟蒂落的怪，不但都可成立，而且必然會對讀者産生新的吸引力和新的愉悅感。
我們要反對的是形式主義的玩弄技巧，反對那種盲目照搬的“新”、囫囵吞棗的“奇”、裝腔作勢的“怪”。
讀畢《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在這一點上肯定能有最突出的收獲。
我們應當承認，在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我們生産資料的公有制和社會生活的民主集中制等都是先進的，但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中國的文明程度從物質水平上看還相當落後，我們的小說作者所面對的廣大讀者的文化水乎是參差不齊、而且絕大多數是隻受過中等和初等教育的。
因此，采用比古典的講故事技巧更為新穎的現代小說技巧寫小說，恐怕還不能搞得太急，面鋪得也不能太大，甚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完全采用現代小說技巧寫作的小說都還隻能算是一種為數不多的實驗性作品，基本上采用中國古典和西方蒸汽機時代批判現實主義小說技巧創作的小說，還将是小說創作中的主流。
在這種情況下，我以為更要緊的是強調借鑒，強調把西方現代小說技巧中的易消化者，盡量滲透進中國當代的小說創作之中，以漸進法推動中國小說技巧的革新，而不宜籠統地鼓吹一種世界性的現代小說技巧。
這方面強調過份，則有曲高和寡、脫離多數之弊。
《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對古典小說技巧的種種“法規”進行了強有力的沖擊，意義是很重大的，但似乎顧及中國當前實際情況不夠(需知：在中國的鐵路上還奔跑着為數不少的蒸汽機！)，特别是最後一章《未來的小說》，似乎立論和推測都走得過遠，顯得有些浮飄。
倘若該書僅止是介紹西方現代小說技巧的發展狀況，則不必這樣苛求，但該書是緊密結合我們中國作者應當如何寫小說這一角度來論述的，所以，我便誠摯地提出這個想法，供高行健同志在修訂再版時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