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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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回憶錄和書信中充分地流露出來。

    然而,作為一個經曆過重大曆史事變的觀察家,一個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對派,一個博覽群書、泛遊異國(除歐美各國外,他還到過阿爾及利亞,發表過關于阿爾及利亞的著作)并直接接觸到第一手史料的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又具備與衆不同的敏銳洞察力,一種力圖超越本階級狹隘利益的社會意識,一種植根于本國實際的曆史感與時代感。

     這種矛盾性或兩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贊美國獨立後出現的一個平等、民主的新社會,并且預言民主是世界曆史的大勢所趨,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

    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在民主社會下會出現“大多數人的專制”,這将使少數人喪失自由,迫使他們訴諸武力,結果社會将陷入無政府狀态。

    在他看來,民主與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為英國《倫敦與威斯敏斯特評論》撰寫的“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1836)一文(見附錄)中,托克維爾接觸到了舊制度的一些實質問題,例如貴族階級的沒落和第三等級的興起。

    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貴族的失落、無權、脫離群衆,但仍保持免稅和榮譽等封建特權,因而使他們變為一個封閉的“種姓”。

    同時,他又對這種現象表示惋惜,并認為一個沒有貴族的社會很難避免專制政府,貴族集團在同中央政權的抗衡中保障了個人自由。

     作為一個沒落階級的政治代表,托克維爾對于群衆的革命情緒特别敏感。

    距二月革命爆發還不到一個月,他就預感革命風暴的威脅。

    1848年1月29日,他在議會發表演說,警告那些認為“絲毫沒有危險”、“革命還離我們很遠”的議員們說,工人階級已傾向于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要推翻的不僅僅是法律、内閣或政府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

    “此時此刻,我們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

    ”“歐洲的大地又震顫起來了,”“暴風雨正在地平線上隐現。

    ”當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義爆發時,他表現出無比恐懼,他在《回憶錄》中表白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衆。

    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并不熱愛民主。

    ……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

    ” 那麼,這部《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東西,發了什麼前人所未發的新意?托克維爾開宗明義就指出,他從事的是“關于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另一部大革命史。

    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

    從各章題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

    從方法論說,這也可以稱為後來“年鑒學派”創導的問題史學。

    例如,托克維爾企圖說明:何以全歐洲幾乎都有同樣的政體,它們如何到處都陷于崩潰?何以封建特權對法國人民比在其他地方變得更為可憎?何以中央集權行政體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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