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老本愈打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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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官兵，一律視同敵探立即槍決，如有放縱隐瞞或收容掩護者同罪。
”然而講這話後三年，蔣介石自己正好變成了他的理論的考驗者，他在西安事變中自稱被俘，若謂：“爾等以餘為俘虜”、“餘既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樣“剿匪作戰”不絕，而不怕“軍隊風氣破壞”。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蔣介石感于“剿匪”戰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級将領，到南京來受兩個星期的訓練，在開學典禮上他說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軍人“隻要自殺”來解決這“人生最可恥的事情”。
這次演講後三年，一九五Ｏ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灣的手下敗兵殘将，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魄——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分出兩個大類：一類是“臨陣逃亡”，一類是“被俘或投降”。
他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
顯然的，在蔣介石的大腦裡，一、革命軍人不應被俘；二、縱使被俘，也“隻有自殺”才可以自贖，除此而外，全屬無可原諒。
我們必須指出，蔣介石的基本意識形态是很複雜的。
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國上層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國下層愚民思想，還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
……它是這些思想的大拼盤，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舊。
以這種“不幸做了俘虜”就“隻有自殺”的思想為例，從屈突通的故事看來，并非純粹是中國傳統思想。
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
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
唐軍派他的家童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選”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
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選”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
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丢臉。
”唐高祖說：“你是忠臣。
”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
天下大定後，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
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
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
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堯君素，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
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選”堯君素不肯，還怪屈突通不該投降。
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選”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選我還有力量可盡啊?選”于是堯君素死守不降。
最後城中兵少食盡，被部下所殺。
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别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麼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
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麼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
他所效忠的對象，也并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
他再掙紮，也“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颠危”。
所以，他就做了兩朝忠臣了。
屈突通和堯君素的比較，主要在說明對“忠”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并不是隻有一種的，蔣介石隻接受了臨難死節的一種，卻不知道，臨難不死節的，有許多時候，也可以成立。
再以文天祥、史可法為例。
史可法死于亂軍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卻是一個“被俘不屈”的顯例。
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
正因為個人定有這種下限，我們才可以了解：為什麼王莽篡漢後十四年，龔勝才一死；為什麼宋亡元興後十四年，謝枋得才一死。
這些志士仁人，他們都是“無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們也都去求。
蔣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懸格不可謂不對，但他忘了：宋朝養士三百多年，隻出了一個文天祥；明朝敦勵近三百年，隻出來一個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難臨頭、望風跪倒的投降漢?選何況，蔣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為他死節？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準，在“西安事變”被俘時，為何不“隻有自殺”？他為何對在衡陽抗敵被俘歸來的将軍們，大頒青天白日勳章？他在兵敗山倒時，為什麼不“國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蔣介石所謂的軍人要被俘不屈、“隻有自殺”，連自己都做不到，卻以最高标準要求杜聿明。
杜為他賣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為已甚，不準别人親人團圓?選杜太太曹秀清由蔣介石手谕送往台灣，當作人質，過着慘淡的歲月。
長子杜緻仁在氣憤之下，就吃安眠藥死了。
直到大女兒杜緻禮的丈夫楊振甯得了諾貝爾物理獎，蔣介石和宋美齡才另眼看待，大獻殷勤，希望杜夫人影響楊振甯回台灣，“幫助蔣校長反攻大陸”?選 杜聿明戎馬半生，又坐牢半生，還不夠?選手下被敵人懲罰後，還要被自己人懲罰，這就是蔣介石的新三綱五常标準——強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諷刺性的是，他雖強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詳閱李敖《蔣介石與自己降将——為活先烈開清單》，《蔣介石研究五集》，頁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許烈士太少了，蔣介石有意無意制造“活先烈”過幹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澤。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上，做了一個重要宣布，據第二天《大公報》内容如下： 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 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布 這位政工局長口中的康澤，在襄陽之戰中真的“業已殉難”了嗎？這根本是一廂情願，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聞天地》的報道，證明康澤并沒有殉難，康澤是被俘的，中共的新華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選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一個心腹、一個心中内定的烈士樣闆。
曾任軍委會别動總隊總隊長。
在蔣記特務系統中，重要一支是“複興社”。
“複興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賀衷寒系的“政訓”系統，一支是康澤系的“别動隊”系統，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務處”系統。
康澤的“别動隊”系統起源在南昌開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這班召集軍官再加訓練後，編入“廬山訓練團第四營”（團長蔣中正、副團長陳誠、第四營營長韓文煥）。
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廬山成立“軍委會南昌行營别動隊”。
别動隊實際上是一支突擊隊兼負責軍事特工訓練的隊伍。
隊員或三兩組成——小組或個别單獨一組，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公開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
他們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訊和槍斃人。
其為人也，到處生殺予奪，自然炙手可熱。
康澤的炙手可熱，延續到抗戰開始，更是風光。
他在抗戰中的職務是一九三七年兼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複興社總社書記。
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
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團考察第二次大戰各同盟國家戰後複員工作。
一九四七年返國。
翌年一月膺選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蔣介石要他做熱河省主席，他沒做，改到襄陽去做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正好趕上襄陽之戰。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開始的襄陽之戰，蔣介石方面說，“文武雙全的康澤将
”然而講這話後三年，蔣介石自己正好變成了他的理論的考驗者，他在西安事變中自稱被俘，若謂：“爾等以餘為俘虜”、“餘既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樣“剿匪作戰”不絕，而不怕“軍隊風氣破壞”。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蔣介石感于“剿匪”戰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級将領，到南京來受兩個星期的訓練，在開學典禮上他說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軍人“隻要自殺”來解決這“人生最可恥的事情”。
這次演講後三年，一九五Ｏ年四月十六日，他集合逃亡在台灣的手下敗兵殘将，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魄——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分出兩個大類：一類是“臨陣逃亡”，一類是“被俘或投降”。
他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
顯然的，在蔣介石的大腦裡，一、革命軍人不應被俘；二、縱使被俘，也“隻有自殺”才可以自贖，除此而外，全屬無可原諒。
我們必須指出，蔣介石的基本意識形态是很複雜的。
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國上層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國下層愚民思想，還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
……它是這些思想的大拼盤，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舊。
以這種“不幸做了俘虜”就“隻有自殺”的思想為例，從屈突通的故事看來，并非純粹是中國傳統思想。
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
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
唐軍派他的家童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選”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
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選”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
唐高祖說：“何相見晚耶？”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丢臉。
”唐高祖說：“你是忠臣。
”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
天下大定後，唐太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
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
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
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堯君素，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
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選”堯君素不肯，還怪屈突通不該投降。
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選”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選我還有力量可盡啊?選”于是堯君素死守不降。
最後城中兵少食盡，被部下所殺。
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别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麼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
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麼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
他所效忠的對象，也并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
他再掙紮，也“功未存于社稷，力無救于颠危”。
所以，他就做了兩朝忠臣了。
屈突通和堯君素的比較，主要在說明對“忠”的觀念，在中國思想中并不是隻有一種的，蔣介石隻接受了臨難死節的一種，卻不知道，臨難不死節的，有許多時候，也可以成立。
再以文天祥、史可法為例。
史可法死于亂軍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卻是一個“被俘不屈”的顯例。
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
正因為個人定有這種下限，我們才可以了解：為什麼王莽篡漢後十四年，龔勝才一死；為什麼宋亡元興後十四年，謝枋得才一死。
這些志士仁人，他們都是“無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們也都去求。
蔣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懸格不可謂不對，但他忘了：宋朝養士三百多年，隻出了一個文天祥；明朝敦勵近三百年，隻出來一個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難臨頭、望風跪倒的投降漢?選何況，蔣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為他死節？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準，在“西安事變”被俘時，為何不“隻有自殺”？他為何對在衡陽抗敵被俘歸來的将軍們，大頒青天白日勳章？他在兵敗山倒時，為什麼不“國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蔣介石所謂的軍人要被俘不屈、“隻有自殺”，連自己都做不到，卻以最高标準要求杜聿明。
杜為他賣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為已甚，不準别人親人團圓?選杜太太曹秀清由蔣介石手谕送往台灣，當作人質，過着慘淡的歲月。
長子杜緻仁在氣憤之下，就吃安眠藥死了。
直到大女兒杜緻禮的丈夫楊振甯得了諾貝爾物理獎，蔣介石和宋美齡才另眼看待，大獻殷勤，希望杜夫人影響楊振甯回台灣，“幫助蔣校長反攻大陸”?選 杜聿明戎馬半生，又坐牢半生，還不夠?選手下被敵人懲罰後，還要被自己人懲罰，這就是蔣介石的新三綱五常标準——強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諷刺性的是，他雖強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詳閱李敖《蔣介石與自己降将——為活先烈開清單》，《蔣介石研究五集》，頁二五七至二七六），也許烈士太少了，蔣介石有意無意制造“活先烈”過幹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澤。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上，做了一個重要宣布，據第二天《大公報》内容如下： 襄陽之戰中康澤殉難 鄧文儀在記者招待會宣布 這位政工局長口中的康澤，在襄陽之戰中真的“業已殉難”了嗎？這根本是一廂情願，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的《新聞天地》的報道，證明康澤并沒有殉難，康澤是被俘的，中共的新華社也在十七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選康澤是蔣介石最欣賞的一個心腹、一個心中内定的烈士樣闆。
曾任軍委會别動總隊總隊長。
在蔣記特務系統中，重要一支是“複興社”。
“複興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賀衷寒系的“政訓”系統，一支是康澤系的“别動隊”系統，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務處”系統。
康澤的“别動隊”系統起源在南昌開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贛暑期研究班”，這班召集軍官再加訓練後，編入“廬山訓練團第四營”（團長蔣中正、副團長陳誠、第四營營長韓文煥）。
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廬山成立“軍委會南昌行營别動隊”。
别動隊實際上是一支突擊隊兼負責軍事特工訓練的隊伍。
隊員或三兩組成——小組或個别單獨一組，有時以正式軍官身份公開出現，有時則化裝改扮，暗佩手槍，進行秘密活動。
他們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訊和槍斃人。
其為人也，到處生殺予奪，自然炙手可熱。
康澤的炙手可熱，延續到抗戰開始，更是風光。
他在抗戰中的職務是一九三七年兼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複興社總社書記。
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武漢支團部主任、戰時青年服務總隊總隊長。
一九四五年奉派出團考察第二次大戰各同盟國家戰後複員工作。
一九四七年返國。
翌年一月膺選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蔣介石要他做熱河省主席，他沒做，改到襄陽去做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正好趕上襄陽之戰。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開始的襄陽之戰，蔣介石方面說，“文武雙全的康澤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