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老本愈打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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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西、葫蘆島俱失，結束遼沈戰役，整個東北易手，蔣介石的軍隊被殲四十七萬餘人，其中有三十餘萬是現代化的精銳部隊。
此敗除戰略上早失先機，成為困獸之外，蔣在戰術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飛機上或在“重慶号”座艦上瞎指揮，搞亂了部隊的主動與機動。
相比之下，毛澤東隻提戰略原則，如何打法，全由東北野戰軍的林彪與羅榮桓負責決定，成敗利鈍豈偶然哉？ 東北盡失，共軍在數量上已超過國軍，又從蔣氏嫡系投降之精銳部隊，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制重武器，強弱已經易勢。
何況陳毅、粟裕已組成龐大的華東野戰軍，據有山東；劉伯承、鄧小平以大别山為基地，也組成龐大的中原野戰軍，虎視眈眈。
蔣介石若知進退，實應集中兵力于淮河之南，與華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遙相呼應，以确保長江。
然而蔣大輸之後極不甘心，仍想聚殲共軍主力，以挽頹局。
最初，由于形勢所逼，已準備撤徐州之師，尋為毛澤東佯攻豫南所惑，覺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棄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彌、黃伯韬、李延年各兵團向徐州集結，另在徐州之南的宿縣有孫元良兵團，在蚌埠有劉汝明兵團。
此一陣勢顯然要與華東、中原兩野戰軍決戰于徐蚌之間、津浦鐵路兩側。
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總，實際負責此次戰役。
杜甫上任，黃伯韬兵團已經被圍，蔣遂命杜率邱、李兩兵團解黃兵團之圍，并想乘機殲滅包圍黃兵團之華東野戰軍，亟欲與共軍一決雌雄。
然而像東北戰役一樣，共軍圍點打援，當咬住黃兵團時，頑強阻援，使邱、李援軍遲滞其行，黃兵團近八萬人卒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殲，黃伯韬兵敗陣亡。
蔣介石見黃兵團覆亡，如賭徒輸了大把銀子，急欲赢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師南攻，令黃維兵團、劉汝明兵團分别北攻，意圖三路會剿，打通徐蚌間之鐵路線。
未料三兵團前進依然困難，有時甚至寸步難行，黃維的機械化重武器兵團在河道衆多地區行軍，更為困難，又因蔣介石不谙敵情，亂出主意，敵前将領猶豫不決，缺乏彈性，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渡河後進入口袋，轉移無方，陷入重圍于南平集和雙堆集一帶。
翌日，蔣緻劉峙、杜聿明電，透露國軍消耗各種炮彈十二餘萬發，而進展每日不及一公裡，引為“奇恥大辱”（電文藏南京二檔館），至此，蔣知徐蚌之間的鐵路線已無望打通，乃允杜棄徐州而後退守淮河以南。
然杜于十一月三十日南撤時，不到幾天就被困于永城附近。
蔣居然還要杜南下救黃維兵團。
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
杜部孫元良兵團突圍未果被殲。
十二月十五日，久被圍困的黃維兵團相繼覆滅。
劉汝明與李延年兩兵團及時南逃得脫。
各路皆潰後，杜聿明所領邱李兩兵團更形孤立于永城東北，已成孤立無援、坐以待斃的局面。
杜聿明當然希望華中剿總與西北剿總能伸援手，蔣介石視杜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
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團遠水救不了近火。
不少曆史學者指出白崇禧在華中見死不救，由于蔣桂之間素有芥蒂，事出有因。
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蔣企圖，并阻宋部東援，不過宋氏記白氏所說：“形勢已無法挽救，去（援）亦無補于大局。
”（宋希濂《鷹犬将軍》下冊，頁三九二）平心而論，應屬實情，再多送一些部隊去受殲，不如集中兵力于武漢，以保障華中和西南，應屬上策。
犧牲蔣之老本，固于蔣不利，于國民黨而言，未嘗不可說是“棄帥保車”。
再說，蔣别立徐州剿總，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權，指揮與調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
中共那邊劉伯承曾說，解放軍在華東與西北為啞鈴之兩端，而其中原野戰軍為啞鈴之柄，渾成一體。
國共交兵，勝敗之機，又見之矣。
杜聿明陷于重圍後，十二月十九日晚間，風雪大作，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天間無一日晴天，空投困難。
在大軍餓肚子的情況下，蔣介石居然派飛機空投烈士紀念冊，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
杜被派赴前線之前，蔣介石曾召見他，表情沉痛地明告：這一會戰是生死存亡之戰，“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師生前途，在此一戰。
于是杜聿明臨危受命，義無反顧。
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絕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師“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這一番沉痛、這一番秘密告誡與叮咛。
但是，蔣介石畢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卻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與将才。
因此，形式上派飛機去接杜聿明之舉，也就一再演出。
但真相卻是，飛機雖派了兩次，但駕駛員并未帶蔣介石的手令。
沒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飛機的。
原來他們師徒兩人是有“密碼”（秘密意思表示）的。
“密碼”不符，一切形式上的關懷，都屬無效。
都是演給别人看的，不容你當真?選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由于戰地雨雪交加，空投補給更形困難，杜聿明的部隊已經吃起了草根、樹皮和馬肉，這種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九日，杜聿明實在撐不下去了，做最後突圍嘗試，當晚他給了蔣介石最後一電：“各部隊已混亂，無法維持到明天，隻有當晚分頭突圍。
”這種突圍，實際是各自逃命。
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裝，混迹其中，仍被認破被俘。
這次大會戰的結果，使國民黨的部隊全殲六十萬人，包括五十七個整師，元氣為之大傷。
這場規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戰前後打了六十六天，國民黨幾乎全軍覆滅（惟李彌率部分隊伍得脫），蔣介石賠上他的老本。
追究真正責任，該負責的是蔣介石自己。
他完全不懂作戰原理，自毀長城。
杜聿明後來寫了一篇《淮海戰役始末》，指出在戰役開始時候，蔣介石的軍隊處于相當優勢，“解放軍數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蔣軍，裝備也劣于蔣軍，特别是炮火少，飛機、坦克沒有”。
按說，蔣軍處于如此優勢，當然大可一戰，可是蔣介石的軍事判斷與指揮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針下，冒出了“一個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間二百多公裡的鐵路兩側，擺了數十萬大軍，既棄置徐州既設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樣龐大縱深的據點工事，隻留一二個軍，幾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團擺于鐵路兩側毫無既設陣地的一條長形地帶，形成鼠頭蛇尾，到處挨打的态勢。
據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戰史中還找不到這樣一種集中會戰的戰略先例。
”（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 打仗如競技，技不如人，敗下陣來，根本沒有話說。
但是蔣介石總是認為他的失敗由于部下沒有盡忠、沒有為他死節。
杜聿明是“天子門生”，未能達到亡國天子的臨難死節标準，為天子所不諒，不僅對被俘坐牢之人毫無感念，而且惡待其家屬以為懲罰。
這種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實是一種病。
為什麼是病呢？因為照現代标準，一個将軍，隻要盡過全力作戰，在盡過全力仍不免于戰敗的時候，他可以為有所保全而投降。
這種将軍回國後，仍舊是英雄、仍舊被當做英雄般的歡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無謂的犧牲。
孟子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就是這一道理。
當然，這并不是說，當事人死是錯的，而是說，死不死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是他個人的自由意志問題，而不是别人或統治者代為選擇的、代為強制的。
硬定一個取舍标準，去叫人肝腦塗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但是，自己戰敗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蔣介石，他落伍的大腦卻不這樣想。
他總想别人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臨難死節。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講《統軍作戰制勝之道》，曾有對付不自殺的“恬不知恥，欣然偷生跑回來”者的徹底辦法。
他說：“返回之被
此敗除戰略上早失先機，成為困獸之外，蔣在戰術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飛機上或在“重慶号”座艦上瞎指揮，搞亂了部隊的主動與機動。
相比之下，毛澤東隻提戰略原則，如何打法，全由東北野戰軍的林彪與羅榮桓負責決定，成敗利鈍豈偶然哉？ 東北盡失，共軍在數量上已超過國軍，又從蔣氏嫡系投降之精銳部隊，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制重武器，強弱已經易勢。
何況陳毅、粟裕已組成龐大的華東野戰軍，據有山東；劉伯承、鄧小平以大别山為基地，也組成龐大的中原野戰軍，虎視眈眈。
蔣介石若知進退，實應集中兵力于淮河之南，與華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遙相呼應，以确保長江。
然而蔣大輸之後極不甘心，仍想聚殲共軍主力，以挽頹局。
最初，由于形勢所逼，已準備撤徐州之師，尋為毛澤東佯攻豫南所惑，覺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棄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彌、黃伯韬、李延年各兵團向徐州集結，另在徐州之南的宿縣有孫元良兵團，在蚌埠有劉汝明兵團。
此一陣勢顯然要與華東、中原兩野戰軍決戰于徐蚌之間、津浦鐵路兩側。
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總，實際負責此次戰役。
杜甫上任，黃伯韬兵團已經被圍，蔣遂命杜率邱、李兩兵團解黃兵團之圍，并想乘機殲滅包圍黃兵團之華東野戰軍，亟欲與共軍一決雌雄。
然而像東北戰役一樣，共軍圍點打援，當咬住黃兵團時，頑強阻援，使邱、李援軍遲滞其行，黃兵團近八萬人卒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殲，黃伯韬兵敗陣亡。
蔣介石見黃兵團覆亡，如賭徒輸了大把銀子，急欲赢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師南攻，令黃維兵團、劉汝明兵團分别北攻，意圖三路會剿，打通徐蚌間之鐵路線。
未料三兵團前進依然困難，有時甚至寸步難行，黃維的機械化重武器兵團在河道衆多地區行軍，更為困難，又因蔣介石不谙敵情，亂出主意，敵前将領猶豫不決，缺乏彈性，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渡河後進入口袋，轉移無方，陷入重圍于南平集和雙堆集一帶。
翌日，蔣緻劉峙、杜聿明電，透露國軍消耗各種炮彈十二餘萬發，而進展每日不及一公裡，引為“奇恥大辱”（電文藏南京二檔館），至此，蔣知徐蚌之間的鐵路線已無望打通，乃允杜棄徐州而後退守淮河以南。
然杜于十一月三十日南撤時，不到幾天就被困于永城附近。
蔣居然還要杜南下救黃維兵團。
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
杜部孫元良兵團突圍未果被殲。
十二月十五日，久被圍困的黃維兵團相繼覆滅。
劉汝明與李延年兩兵團及時南逃得脫。
各路皆潰後，杜聿明所領邱李兩兵團更形孤立于永城東北，已成孤立無援、坐以待斃的局面。
杜聿明當然希望華中剿總與西北剿總能伸援手，蔣介石視杜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
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團遠水救不了近火。
不少曆史學者指出白崇禧在華中見死不救，由于蔣桂之間素有芥蒂，事出有因。
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蔣企圖，并阻宋部東援，不過宋氏記白氏所說：“形勢已無法挽救，去（援）亦無補于大局。
”（宋希濂《鷹犬将軍》下冊，頁三九二）平心而論，應屬實情，再多送一些部隊去受殲，不如集中兵力于武漢，以保障華中和西南，應屬上策。
犧牲蔣之老本，固于蔣不利，于國民黨而言，未嘗不可說是“棄帥保車”。
再說，蔣别立徐州剿總，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權，指揮與調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
中共那邊劉伯承曾說，解放軍在華東與西北為啞鈴之兩端，而其中原野戰軍為啞鈴之柄，渾成一體。
國共交兵，勝敗之機，又見之矣。
杜聿明陷于重圍後，十二月十九日晚間，風雪大作，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天間無一日晴天，空投困難。
在大軍餓肚子的情況下，蔣介石居然派飛機空投烈士紀念冊，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
杜被派赴前線之前，蔣介石曾召見他，表情沉痛地明告：這一會戰是生死存亡之戰，“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師生前途，在此一戰。
于是杜聿明臨危受命，義無反顧。
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絕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師“你放下槍，我脫軍裝?選”這一番沉痛、這一番秘密告誡與叮咛。
但是，蔣介石畢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卻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與将才。
因此，形式上派飛機去接杜聿明之舉，也就一再演出。
但真相卻是，飛機雖派了兩次，但駕駛員并未帶蔣介石的手令。
沒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飛機的。
原來他們師徒兩人是有“密碼”（秘密意思表示）的。
“密碼”不符，一切形式上的關懷，都屬無效。
都是演給别人看的，不容你當真?選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由于戰地雨雪交加，空投補給更形困難，杜聿明的部隊已經吃起了草根、樹皮和馬肉，這種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九日，杜聿明實在撐不下去了，做最後突圍嘗試，當晚他給了蔣介石最後一電：“各部隊已混亂，無法維持到明天，隻有當晚分頭突圍。
”這種突圍，實際是各自逃命。
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裝，混迹其中，仍被認破被俘。
這次大會戰的結果，使國民黨的部隊全殲六十萬人，包括五十七個整師，元氣為之大傷。
這場規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戰前後打了六十六天，國民黨幾乎全軍覆滅（惟李彌率部分隊伍得脫），蔣介石賠上他的老本。
追究真正責任，該負責的是蔣介石自己。
他完全不懂作戰原理，自毀長城。
杜聿明後來寫了一篇《淮海戰役始末》，指出在戰役開始時候，蔣介石的軍隊處于相當優勢，“解放軍數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蔣軍，裝備也劣于蔣軍，特别是炮火少，飛機、坦克沒有”。
按說，蔣軍處于如此優勢，當然大可一戰，可是蔣介石的軍事判斷與指揮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針下，冒出了“一個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間二百多公裡的鐵路兩側，擺了數十萬大軍，既棄置徐州既設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樣龐大縱深的據點工事，隻留一二個軍，幾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團擺于鐵路兩側毫無既設陣地的一條長形地帶，形成鼠頭蛇尾，到處挨打的态勢。
據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戰史中還找不到這樣一種集中會戰的戰略先例。
”（杜聿明《淮海戰役始末》） 打仗如競技，技不如人，敗下陣來，根本沒有話說。
但是蔣介石總是認為他的失敗由于部下沒有盡忠、沒有為他死節。
杜聿明是“天子門生”，未能達到亡國天子的臨難死節标準，為天子所不諒，不僅對被俘坐牢之人毫無感念，而且惡待其家屬以為懲罰。
這種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實是一種病。
為什麼是病呢？因為照現代标準，一個将軍，隻要盡過全力作戰，在盡過全力仍不免于戰敗的時候，他可以為有所保全而投降。
這種将軍回國後，仍舊是英雄、仍舊被當做英雄般的歡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無謂的犧牲。
孟子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就是這一道理。
當然，這并不是說，當事人死是錯的，而是說，死不死是他個人的選擇問題、是他個人的自由意志問題，而不是别人或統治者代為選擇的、代為強制的。
硬定一個取舍标準，去叫人肝腦塗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但是，自己戰敗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蔣介石，他落伍的大腦卻不這樣想。
他總想别人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臨難死節。
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講《統軍作戰制勝之道》，曾有對付不自殺的“恬不知恥，欣然偷生跑回來”者的徹底辦法。
他說：“返回之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