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老本愈打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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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戰役定蔔全勝”。
可是言猶在耳，短短六天以後，康便以被俘聞了。
最令我們注意的，是康澤副手郭勳棋被俘歸來“僞裝聾子”的事。
這位将軍為什麼要裝聾子？因為裝了聾子，才可以做啞巴；做了啞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顯然是不能說的?選在襄陽失守時候，蔣介石為了人造奶油式的趕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宣布：“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于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
”蔣介石在聚餐時，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在蔣介石眼中，康澤是“壯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卻放水了?選——康澤并沒有死。
所謂康澤“殉難”襄陽之說，既是純屬子虛，為什麼蔣介石卻要硬說康澤殉難了呢？我們已分析了他複雜的意識形态，他是槍杆子出政權的人，他的天下從打鬥中得來，得到後，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觀念。
不幸的是：在時代的巨變下，還沒建構好這種觀念，他在大陸就面臨了考驗。
“忠”在國民黨的要求中，是臨難死節。
臨難不死，是謂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當的。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很沉痛地告訴了我們，在“大陸沉陷的大失敗之中”，真正臨難死節的，隻有“二人”。
（參閱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頁一六七二）蔣介石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
所以，他對“臨陣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興趣了。
他感興趣的，顯然隻在誰誰誰死了、誰誰誰臨難死節了。
這種興趣過分膨脹的結果，就會在情況不明時，先一廂情願給他死了再說，甚至先給他進了忠烈祠再說。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羅列入祠”事件。
蔣介石在逃到台灣後，痛感于臨難死節的烈士缺貨（參閱《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二十期），所以，對臨難死節的謠言，也不無從寬錄取之處。
在台灣做過“陸軍總司令”的羅列将軍，在沒逃到台灣前，就被從寬錄取，進過圓山忠烈祠?選不料羅列入祀忠烈祠後，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灣，大窘之下，隻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陸軍總司令”。
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疇降清。
洪承疇降清後，明朝的皇帝還不知道，并斷定洪承疇一定臨難死節。
于是皇帝大為震悼，為之辍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為洪承疇立專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
皇帝又禦制祭文，要親自哭喪。
不料最後消息傳來，洪承疇竟在前線投降了。
于是大窘之下，喪事也風光不起來了。
和“羅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澤沒死，幸虧證實得早，否則小笑話之後一定會鬧大笑話，因為康澤比起羅列來，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
這種分量，使蔣介石在康澤未能殉難以後，仍舊不肯死心，而要強調康澤“抗節不屈”的事迹。
康澤如“被俘不屈”，縱然沒死，也是雖敗猶榮?選一九六四年七月，蔣介石在第九次黨務工作會議上，講康澤“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說他“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過的”、說他“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
另外再請看一副挽聯： 襄陽當南北要沖，彈盡而莫之濟；糧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閣部揚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黨國史乘，勞改而終不變；酷刑而終不屈。
廿五載文山土室，丹心正氣，獨有千秋。
這一挽聯所顯示的心态，就是一個顯例。
挽聯上“十七日閣部揚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載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
但是，這種典豈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揚州，最後是殉難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後是死節了的，而康澤被共産黨關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後十五年。
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産黨釋放後，還在到處參觀、留影紀念、遊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來“廿五載文山土室”呢？至于說康澤“卒為中共所俘，備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樣引起對康澤死難的錯覺。
文筆也好，史筆也罷，措辭總不能這樣瞞天過海吧？康澤既是一九六三年釋放的第四批，比後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見他行為“良好”，不在話下，他要是“不屈”，共産黨是不會那麼痛快放他的。
蔣介石說康澤在牢裡“破衣一襲，寒徹骨髓”過的“隆冬天氣”，一個人能不能這樣一過十五年，姑且不論，但是中共放了康澤以後，康澤在特赦戰争罪犯大會上，當場穿上共産黨發給他的“新衣一襲”時，卻全無“不屈”之色。
“康澤同志”會“抗節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産黨多年的“惡作劇”中，終于證明老康放水無誤?選 在鄧文儀發表康澤殉難後三十五年，同一位鄧文儀先生又發表了大手筆，他在《黃埔學生六十年（中）》（《中國人雜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裡，有這麼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後誓不屈服，腳鐐手铐，囚首垢面，種種非人的折磨，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于死節，至于各級被俘的十數萬軍官與三萬政工人員，其中十分之八均為黃埔學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體屠殺，或監禁在集中營裡做勞工，受盡非人的折磨迫害。
襄陽之康澤、成都之曾擴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氣之顯揚，萬千黃埔學生随着大陸淪陷而壯烈犧牲的戰績，更締造了中國無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戰史。
請看這又是何等荒唐之錯啊?選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産黨釋放了，照《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傳，他被釋放後， ……稍後任“政協”全國專員，補任“政協”全國委員。
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與之重聚。
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屆“人大”代表、四屆“政協”全國委員。
六十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共，應邀出席“國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二度在“國宴”上露面。
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屆“人大”代表。
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五屆“人大”代表。
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腎病複發住院。
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時二十七分，因并發心髒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歲。
試問這是“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于死節”嗎？鄧文儀的“脂粉作業”、“塗金作業”，目的就是要給人死節的錯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當杜聿明及其二個兵團被圍于陳官莊之時，傅作義正坐困北平。
華北“剿總”傅作義原有五十餘萬大軍，實力不容藐視。
毛澤東又洞燭先機，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東北新勝之師，迅速入關，切斷了傅作義大軍西退或東進之路。
而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徐蚌戰役已弄得焦頭爛額，竟無暇正視平津局勢，傅作義于十一月三日親自飛抵南京求見，蔣不知故意還是真無時間相見，隻命國防部長何應欽接見，轉達幾點意見，未必切實可行，更無積極支援的保證。
當十二月十四日，共軍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義乃決定與中共和平談判，達成協議。
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軍入城，和平解放。
傅作義不戰而降，免除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毀，實有功于中華民族，所以他的命運與戰而後降的國民黨将軍完全不同，不但沒有勞改，而且當上新中國的水利部長。
當然蔣介石視為不忠，但是蔣要求傅對他個人效忠，他還不配，因為他從來就沒有視傅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蔣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損失了百萬以上的軍隊。
長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懸西北的兵團外，盡是解放軍的天下，南京的蔣政權已搖搖欲墜矣。
可是言猶在耳，短短六天以後，康便以被俘聞了。
最令我們注意的，是康澤副手郭勳棋被俘歸來“僞裝聾子”的事。
這位将軍為什麼要裝聾子？因為裝了聾子，才可以做啞巴；做了啞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顯然是不能說的?選在襄陽失守時候，蔣介石為了人造奶油式的趕造先烈，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特由國防部政工局長鄧文儀宣布：“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于襄陽作戰中業已殉難。
”蔣介石在聚餐時，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澤，是不會被俘的”，在蔣介石眼中，康澤是“壯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卻放水了?選——康澤并沒有死。
所謂康澤“殉難”襄陽之說，既是純屬子虛，為什麼蔣介石卻要硬說康澤殉難了呢？我們已分析了他複雜的意識形态，他是槍杆子出政權的人，他的天下從打鬥中得來，得到後，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觀念。
不幸的是：在時代的巨變下，還沒建構好這種觀念，他在大陸就面臨了考驗。
“忠”在國民黨的要求中，是臨難死節。
臨難不死，是謂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當的。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陽明山莊講《軍人魂——一名革命軍人成功成仁之要義》，很沉痛地告訴了我們，在“大陸沉陷的大失敗之中”，真正臨難死節的，隻有“二人”。
（參閱國防研究院出版《蔣總統集》，頁一六七二）蔣介石對這種“寡廉鮮恥”的痛恨，情見乎辭。
所以，他對“臨陣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興趣了。
他感興趣的，顯然隻在誰誰誰死了、誰誰誰臨難死節了。
這種興趣過分膨脹的結果，就會在情況不明時，先一廂情願給他死了再說，甚至先給他進了忠烈祠再說。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羅列入祠”事件。
蔣介石在逃到台灣後，痛感于臨難死節的烈士缺貨（參閱《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二十期），所以，對臨難死節的謠言，也不無從寬錄取之處。
在台灣做過“陸軍總司令”的羅列将軍，在沒逃到台灣前，就被從寬錄取，進過圓山忠烈祠?選不料羅列入祀忠烈祠後，忽然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灣，大窘之下，隻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陸軍總司令”。
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疇降清。
洪承疇降清後，明朝的皇帝還不知道，并斷定洪承疇一定臨難死節。
于是皇帝大為震悼，為之辍朝三日、賜祭十六壇，又為洪承疇立專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
皇帝又禦制祭文，要親自哭喪。
不料最後消息傳來，洪承疇竟在前線投降了。
于是大窘之下，喪事也風光不起來了。
和“羅列入祠”事件相似的，康澤沒死，幸虧證實得早，否則小笑話之後一定會鬧大笑話，因為康澤比起羅列來，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
這種分量，使蔣介石在康澤未能殉難以後，仍舊不肯死心，而要強調康澤“抗節不屈”的事迹。
康澤如“被俘不屈”，縱然沒死，也是雖敗猶榮?選一九六四年七月，蔣介石在第九次黨務工作會議上，講康澤“十幾年來抗節不屈的情形”，說他“身體早已衰謝不堪，據說他的牙齒都脫落得快沒有了，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過的”、說他“見死不更其守，凜然的節概，實在使人懷念和感歎”。
另外再請看一副挽聯： 襄陽當南北要沖，彈盡而莫之濟；糧竭而莫之援。
十七日閣部揚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黨國史乘，勞改而終不變；酷刑而終不屈。
廿五載文山土室，丹心正氣，獨有千秋。
這一挽聯所顯示的心态，就是一個顯例。
挽聯上“十七日閣部揚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載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
但是，這種典豈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揚州，最後是殉難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後是死節了的，而康澤被共産黨關是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三年，前後十五年。
他在一九六三年被共産黨釋放後，還在到處參觀、留影紀念、遊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來“廿五載文山土室”呢？至于說康澤“卒為中共所俘，備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樣引起對康澤死難的錯覺。
文筆也好，史筆也罷，措辭總不能這樣瞞天過海吧？康澤既是一九六三年釋放的第四批，比後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見他行為“良好”，不在話下，他要是“不屈”，共産黨是不會那麼痛快放他的。
蔣介石說康澤在牢裡“破衣一襲，寒徹骨髓”過的“隆冬天氣”，一個人能不能這樣一過十五年，姑且不論，但是中共放了康澤以後，康澤在特赦戰争罪犯大會上，當場穿上共産黨發給他的“新衣一襲”時，卻全無“不屈”之色。
“康澤同志”會“抗節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産黨多年的“惡作劇”中，終于證明老康放水無誤?選 在鄧文儀發表康澤殉難後三十五年，同一位鄧文儀先生又發表了大手筆，他在《黃埔學生六十年（中）》（《中國人雜志》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裡，有這麼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後誓不屈服，腳鐐手铐，囚首垢面，種種非人的折磨，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于死節，至于各級被俘的十數萬軍官與三萬政工人員，其中十分之八均為黃埔學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體屠殺，或監禁在集中營裡做勞工，受盡非人的折磨迫害。
襄陽之康澤、成都之曾擴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氣之顯揚，萬千黃埔學生随着大陸淪陷而壯烈犧牲的戰績，更締造了中國無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戰史。
請看這又是何等荒唐之錯啊?選杜聿明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被共産黨釋放了，照《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扼要小傳，他被釋放後， ……稍後任“政協”全國專員，補任“政協”全國委員。
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與之重聚。
五十三年十二月，任三屆“人大”代表、四屆“政協”全國委員。
六十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共，應邀出席“國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二度在“國宴”上露面。
六十四年一月，任四屆“人大”代表。
六十七年二月，任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五屆“人大”代表。
六十九年十一月，因腎病複發住院。
七十年五月七日晨七時二十七分，因并發心髒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歲。
試問這是“在煉獄度過數十年的悲慘生活，終至于死節”嗎？鄧文儀的“脂粉作業”、“塗金作業”，目的就是要給人死節的錯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當杜聿明及其二個兵團被圍于陳官莊之時，傅作義正坐困北平。
華北“剿總”傅作義原有五十餘萬大軍，實力不容藐視。
毛澤東又洞燭先機，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東北新勝之師，迅速入關，切斷了傅作義大軍西退或東進之路。
而蔣介石顧此失彼，為徐蚌戰役已弄得焦頭爛額，竟無暇正視平津局勢，傅作義于十一月三日親自飛抵南京求見，蔣不知故意還是真無時間相見，隻命國防部長何應欽接見，轉達幾點意見，未必切實可行，更無積極支援的保證。
當十二月十四日，共軍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義乃決定與中共和平談判，達成協議。
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軍入城，和平解放。
傅作義不戰而降，免除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毀，實有功于中華民族，所以他的命運與戰而後降的國民黨将軍完全不同，不但沒有勞改，而且當上新中國的水利部長。
當然蔣介石視為不忠，但是蔣要求傅對他個人效忠，他還不配，因為他從來就沒有視傅為自己人。
到一九四九年之初，蔣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損失了百萬以上的軍隊。
長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懸西北的兵團外，盡是解放軍的天下，南京的蔣政權已搖搖欲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