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首都備戰 2、所謂“國際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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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國不停止向中國供應軍火,日本将廢止《反共産國際協定》。

    ”日本政府的這種強硬态度讓德國不得不重新審量起其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定位。

     而國民政府方面,此時也在積極努力,7月21日至28日一周之内,蔣介石連續召見英、美、德、意、蘇等國駐華大使,要求各國單獨或聯合出面調停。

    而鑒于德國宣布中立政策及德日間的特殊關系,中國政府最是盼望德國“調停”中日戰争。

    就在7月27日,蔣介石在同陶德曼會談的時候,着重強調希望德國同日本進行“和平詞語談話”并提出德國和日本之間,德國“是能夠同他們以和平詞句談話的唯一國家”。

     當“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戰争在華東江浙滬地區爆發,中日戰争的擴大已成事實的情況下,德國政府在這種新的形勢下最終重新衡量了中日兩國在其本國世界争霸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并重新确定了其遠東政策。

    就在日本政府作出“懲膺暴支、組建上海派遣軍”決定的次日,希特勒專門為這場遠東的戰争,召見外交部部長牛賴特和軍事部部長布洛姆保,指示“德國要堅持與日本合作,同時又要在目前的沖突中保持中立”,同時還要求:隻要中國支付外彙或相應地提供軍工生産原料,已與中國簽訂合同的軍火貿易就可以繼續進行,當然對外界盡可能僞裝,盡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國方面的軍事訂貨。

     而此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也出于“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在一定限度内謀求妥協,力圖避免或推遲中日戰争的發生,以争取時間進行安内和提高國防能力,爾後再徐圖攘外”的政策考慮,而希望國際社會給予調停。

    盧溝橋事變之後,雖然軍事委員會開始調遣中央軍嫡系北上增援,并積極展開抗戰的部署,但卻同時力求避免事态擴大。

     蔣介石一直以來都将希望寄托在德國的出面斡旋與國聯的幹預上。

    9月13日,國聯第十八屆會議開幕。

    在此前一天,顧維鈞大使向國聯秘書長約瑟·艾馮諾提交正式申訴,并請求國聯援用國聯章程條文,對日本采取必要的制止行動。

    然而英、法等列強卻因為對日綏靖政策,而根本沒有任何作為,因此最終國聯大會既未提出任何支援中國的意見,更未涉及制裁日本,僅于10月6日通過決議,由“九國公約”會議解決中日問題,并邀請日本參加此次會議。

     但是這次布魯塞爾會議根本沒有任何作用,日本非但不接受國聯的決議,而且對于比利時的邀請,也斷然拒絕參加。

    這等于是中國對“九國公約”會議及國聯的期盼完全落空。

    可偏偏在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本大使狄克遜時,卻又給了國民政府和平的希望。

    這次會議上,廣田外相表示:“如果一個同中國具有友好關系的大國,如德國或意大利能夠勸說南京政府尋求解決沖突辦法的話,日本願意開始中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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