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進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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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曆代漢族祖先對不起新疆各族人民，負債于各族人民，我們是來還債的。
” 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疆警備總部總司令的陶峙嶽，在推動新疆和平解放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陶峙嶽于1948年來新疆就任警備總司令以前，在蘭州跟張治中曾經有過懇切的交談，對張治中一貫主張和平解決國内問題，有比較正确的認識，内心是願意走張治中的路子的，但他顧慮駐新部隊成分複雜，非到絕對成熟時，決不能表示和平起義的态度，以防萬一有失。
自從張治中來新疆着手和平解決新疆内部問題時起，在新疆軍政首腦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張和平解決與反對和平解決兩種力量的鬥争。
随着國内形勢的發展。
新疆問題如何解決，走什麼路子，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鬥争也更尖銳複雜了。
主張和平解決的人，自然主張和平起義；反對和平解決的人就堅決反對和平起義。
從局部來看，起義的決定力量在于駐新的國民黨部隊。
可是這些部隊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騙宣傳，流毒甚深，而部隊的實權，實際還掌握在少數頑固的部隊長官手中。
在這些部隊的高級軍官中，當時已經有兩個師長（整編七十八師師長葉成、整編騎一師師長馬呈祥），一個旅長（整編一七九旅旅長羅恕人），公開表示反對和平解決，是起義的最大阻力。
其他師、旅長能否毅然擺脫舊的關系，接受和平解決，還是一個未知數，還有待形勢的發展和做大量說服争取的工作。
因此，在醞釀起義的初期，部隊内部主張起義的力量處于暫時的劣勢，反對起義的力量則處于暫時的優勢。
随着解放大軍日益接近新疆，以及在國民黨部隊内部進行起義的宣傳聯絡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來越多的中下級軍官和廣大士兵轉向同情起義、擁護和贊成起義；少數反對起義的頭目越來越失去市場，在部隊内部也越來越孤立。
原來在部隊内部處于劣勢的起義力量，逐漸取得了優勢。
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幾次緊張情況，反映出了雙方鬥争的激烈性。
1949年8月初，解放軍進攻蘭州，蘭州形勢危急。
馬呈祥、羅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陶峙嶽表示，要求将他們的部隊調到關内去。
而葉成也有這樣的請求。
他們一起向陶峙嶽施加壓力。
當時的迪化，危機暗伏，謠言四起。
社會上不斷有消息傳來：“羅恕人的一個團将襲擊陶峙嶽住宅！” “葉成、馬呈祥将要裹脅陶峙嶽，命令東疆北疆兩地區部隊退守鐵門關。
” “穆罕默德。
伊敏已去和阗（今和田）重建大頭棒基地。
” 8月間，莎車洪亞東率部和唐井然火拼的消息接踵傳來。
蘭州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大批特務及大小軍政頭目由蘭州撤退新疆。
他們沿途煽動，使軍心渙散，人心浮動。
到晚上，到處嗚槍，搶劫四起，社會上已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有一天，陶峙嶽公署辦公廳為安全起見，決定每天晚上由警衛營派出一部分部隊，在東大樓和東花園外圍及附近各街道、巷口增設崗哨，加強那裡的警戒。
誰知這個措施剛實行了一夜，便遭到羅恕人的反對。
他說在東花園設防是不相信他，揚言要與警衛營比比力量。
不得已，警衛營被迫撤了崗哨。
新疆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十分艱巨的，後來陶峙嶽回憶了這一段曆吏：約在1949年7、8月，開始醞釀起義事項。
首先讓劉孟純（軍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省府秘書長）、陶晉初（總司令部參謀長）、屈武（省府委員兼迪化——現烏魯木齊市長）、劉澤榮（駐新疆外交特派員）、梁客浔（總部政工處長）等，同有關方面聯系、交談，聽取反映。
認為總司令部領導人的意見必須一緻，南北疆部隊的行動必須一緻，這也是為防止萬一有失。
為此，我在8月15日左右，偕物資供應局長赫家駿、政工處長梁客浔以檢查部隊後勤工作為名，約了駐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編四十二師師長趙錫光在焉耆見面。
那次密談沒有第三者參加。
趙錫光是極不願意部隊内調的，對于起義的部署深表贊同，南疆就由他負責。
東疆毗連甘肅，酒泉是其門戶，而河西走廊正是蘭州的退路。
還有彭銘鼎（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曾震五（第八補給區司令）兩人在蘭州暗通聲氣，不僅曾與新疆相互呼應，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門油礦安全，彭、曾盡最大努力。
1949年8月酒泉解放的前後，出現了和平有利的情況，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鄧力群于解放前不辭艱險，假道蘇聯來新，是一件非常及時、令人高興的事。
他帶來了張将軍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決策，帶來了力量和希望。
新疆的和平解放之所以取得勝利，是與這件事分不開的。
鄧到新後，為我們打通了與北京的渠道，使我們的行動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況當時也是十分個人關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國民黨部隊在蘭州、西甯相繼潰敗後，第九一、一二零兩個軍位于高台、酒泉之間，有直叩星星峽大門之勢。
當時最篇指揮官是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劉任，其人卻是一個死硬分子，适他由高台赴酒泉途中因撞車受傷，指揮權則由副參謀長彭銘鼎取代。
彭與我早有聯系，有他運籌決策，把甯新疆大門，确保玉門油礦我是十分放心的。
當時補給區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備總部參謀長湯祖壇，均支持彭的行動。
還應提到劉振世，他是我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
他于瓦子街戰役被俘，經過教育進步很快，曾随彭總進軍西北，任聯絡員。
他和彭銘鼎在高台會晤，暢談形勢，增添了對和平起義的力量。
後來他個人先于解放軍進烏魯木齊，溝通解放軍與起義部隊之間聯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我常說，新疆和平解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應歸于黨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英明領導外，還有不少因素構成的。
當蘭州戰事日益緊迫之際，駐新部隊内調問題又形勢緊張。
以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呈祥為中心，一七九旅旅長羅恕人實為主謀，每次以内調為借口，實際上是不願率領部隊起義。
我考慮到部隊将領情況如此複雜，如果處理不妥，後果不堪設想。
于是就以不能内調為理由，經過與葉成（整編七十八師師長）、馬呈祥、羅恕人等進行誠懇交談，首先從新疆本身的特點，根據當時全國形勢，新疆怎麼辦诙起，天天談、夜夜談，诙的方面很多，目的是希望他們放棄内調打算，從而不緻阻撓準備起義的各項安排，到必要時可以設法滿足其個人行動的願望。
對這些人來說，要他們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是極不容易的。
所以隻有從許多利害方面逐漸說服他們。
” 當時任國民黨軍新疆警備總部總司令的陶峙嶽，在推動新疆和平解放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陶峙嶽于1948年來新疆就任警備總司令以前，在蘭州跟張治中曾經有過懇切的交談，對張治中一貫主張和平解決國内問題，有比較正确的認識，内心是願意走張治中的路子的，但他顧慮駐新部隊成分複雜，非到絕對成熟時，決不能表示和平起義的态度，以防萬一有失。
自從張治中來新疆着手和平解決新疆内部問題時起，在新疆軍政首腦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張和平解決與反對和平解決兩種力量的鬥争。
随着國内形勢的發展。
新疆問題如何解決，走什麼路子，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鬥争也更尖銳複雜了。
主張和平解決的人，自然主張和平起義；反對和平解決的人就堅決反對和平起義。
從局部來看，起義的決定力量在于駐新的國民黨部隊。
可是這些部隊長期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騙宣傳，流毒甚深，而部隊的實權，實際還掌握在少數頑固的部隊長官手中。
在這些部隊的高級軍官中，當時已經有兩個師長（整編七十八師師長葉成、整編騎一師師長馬呈祥），一個旅長（整編一七九旅旅長羅恕人），公開表示反對和平解決，是起義的最大阻力。
其他師、旅長能否毅然擺脫舊的關系，接受和平解決，還是一個未知數，還有待形勢的發展和做大量說服争取的工作。
因此，在醞釀起義的初期，部隊内部主張起義的力量處于暫時的劣勢，反對起義的力量則處于暫時的優勢。
随着解放大軍日益接近新疆，以及在國民黨部隊内部進行起義的宣傳聯絡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來越多的中下級軍官和廣大士兵轉向同情起義、擁護和贊成起義；少數反對起義的頭目越來越失去市場，在部隊内部也越來越孤立。
原來在部隊内部處于劣勢的起義力量，逐漸取得了優勢。
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幾次緊張情況，反映出了雙方鬥争的激烈性。
1949年8月初，解放軍進攻蘭州，蘭州形勢危急。
馬呈祥、羅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陶峙嶽表示，要求将他們的部隊調到關内去。
而葉成也有這樣的請求。
他們一起向陶峙嶽施加壓力。
當時的迪化，危機暗伏，謠言四起。
社會上不斷有消息傳來：“羅恕人的一個團将襲擊陶峙嶽住宅！” “葉成、馬呈祥将要裹脅陶峙嶽，命令東疆北疆兩地區部隊退守鐵門關。
” “穆罕默德。
伊敏已去和阗（今和田）重建大頭棒基地。
” 8月間，莎車洪亞東率部和唐井然火拼的消息接踵傳來。
蘭州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大批特務及大小軍政頭目由蘭州撤退新疆。
他們沿途煽動，使軍心渙散，人心浮動。
到晚上，到處嗚槍，搶劫四起，社會上已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有一天，陶峙嶽公署辦公廳為安全起見，決定每天晚上由警衛營派出一部分部隊，在東大樓和東花園外圍及附近各街道、巷口增設崗哨，加強那裡的警戒。
誰知這個措施剛實行了一夜，便遭到羅恕人的反對。
他說在東花園設防是不相信他，揚言要與警衛營比比力量。
不得已，警衛營被迫撤了崗哨。
新疆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十分艱巨的，後來陶峙嶽回憶了這一段曆吏：約在1949年7、8月，開始醞釀起義事項。
首先讓劉孟純（軍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省府秘書長）、陶晉初（總司令部參謀長）、屈武（省府委員兼迪化——現烏魯木齊市長）、劉澤榮（駐新疆外交特派員）、梁客浔（總部政工處長）等，同有關方面聯系、交談，聽取反映。
認為總司令部領導人的意見必須一緻，南北疆部隊的行動必須一緻，這也是為防止萬一有失。
為此，我在8月15日左右，偕物資供應局長赫家駿、政工處長梁客浔以檢查部隊後勤工作為名，約了駐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編四十二師師長趙錫光在焉耆見面。
那次密談沒有第三者參加。
趙錫光是極不願意部隊内調的，對于起義的部署深表贊同，南疆就由他負責。
東疆毗連甘肅，酒泉是其門戶，而河西走廊正是蘭州的退路。
還有彭銘鼎（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曾震五（第八補給區司令）兩人在蘭州暗通聲氣，不僅曾與新疆相互呼應，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門油礦安全，彭、曾盡最大努力。
1949年8月酒泉解放的前後，出現了和平有利的情況，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鄧力群于解放前不辭艱險，假道蘇聯來新，是一件非常及時、令人高興的事。
他帶來了張将軍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決策，帶來了力量和希望。
新疆的和平解放之所以取得勝利，是與這件事分不開的。
鄧到新後，為我們打通了與北京的渠道，使我們的行動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況當時也是十分個人關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國民黨部隊在蘭州、西甯相繼潰敗後，第九一、一二零兩個軍位于高台、酒泉之間，有直叩星星峽大門之勢。
當時最篇指揮官是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劉任，其人卻是一個死硬分子，适他由高台赴酒泉途中因撞車受傷，指揮權則由副參謀長彭銘鼎取代。
彭與我早有聯系，有他運籌決策，把甯新疆大門，确保玉門油礦我是十分放心的。
當時補給區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備總部參謀長湯祖壇，均支持彭的行動。
還應提到劉振世，他是我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
他于瓦子街戰役被俘，經過教育進步很快，曾随彭總進軍西北，任聯絡員。
他和彭銘鼎在高台會晤，暢談形勢，增添了對和平起義的力量。
後來他個人先于解放軍進烏魯木齊，溝通解放軍與起義部隊之間聯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我常說，新疆和平解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應歸于黨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英明領導外，還有不少因素構成的。
當蘭州戰事日益緊迫之際，駐新部隊内調問題又形勢緊張。
以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呈祥為中心，一七九旅旅長羅恕人實為主謀，每次以内調為借口，實際上是不願率領部隊起義。
我考慮到部隊将領情況如此複雜，如果處理不妥，後果不堪設想。
于是就以不能内調為理由，經過與葉成（整編七十八師師長）、馬呈祥、羅恕人等進行誠懇交談，首先從新疆本身的特點，根據當時全國形勢，新疆怎麼辦诙起，天天談、夜夜談，诙的方面很多，目的是希望他們放棄内調打算，從而不緻阻撓準備起義的各項安排，到必要時可以設法滿足其個人行動的願望。
對這些人來說，要他們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是極不容易的。
所以隻有從許多利害方面逐漸說服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