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鉗馬打胡
關燈
小
中
大
正當人們議論較多，悲觀情緒很重的時候，軍長左協中收到了習仲勳、趙壽山等人的來信，說明大勢所趨，誠懇勸告榆林守軍起義。
共産黨的來信給榆林守軍的主要指揮官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反省這幾年的狀況，醞釀着投靠共産黨。
于是，晉陝綏邊總部參謀長俞方臯、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背着第八十六師師長徐之佳秘密商議起義事宜。
之所以要背着徐之佳，主要是因為徐之佳是蔣介石的嫡系，是軍統特務在榆林的負責人。
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學校炮科畢業，還是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風的親戚。
湯恩伯任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時，徐之佳是湯的參謀處長。
1936年，第十三軍駐綏德時，湯将徐塞給高雙成（當時任第八十六師師長）任師參謀長，後任副師長、師長，實際上是給八十六師安下的一個釘子。
所以，左協中等人與共産黨接觸、聯絡，一般極其謹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協中、俞方臯、張之因等在商議時，張之因說：“現在是起義的時候了，不能再錯過時機。
” 左協中也說：“現在要謹慎從事，最好先與鄧總司令彙報一下，看他的意見怎樣。
” 随後，派張之因以彙報防務為名，把共産黨的信送到五原鄧寶珊處，請他決定如何辦理。
由于榆林機場飛機直歸西安指揮，隻得請徐之佳進行交涉。
機場承允飛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沒能成行。
1949年1月，傅作義、鄧寶珊在北平起義。
消息傳到榆林，除少數人驚異外，多數人認為上級起義了，下級哪有不起義之理。
幾天後，鄧寶珊給左協中發來電報說：二十二軍起義一事與黨中央談過，要加強保衛，聽候安排。
榆林指揮部接到鄧電報後，左協中、俞方臯、張之因心裡平靜了許多，隻有徐之佳表示反對起義。
但在開會時，左、俞都沒有表态， 所以其他人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結果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在二十二軍軍部，對起義還是不起義，意見分歧，莫衷一是。
徐之佳出于其反動立場，堅決反對起義，自不待言。
就是左、俞之間，也各有所懷，不露真意。
左協中堅持不離開榆林，俞方臯想把部隊拉到包頭，再轉往甘肅。
而一些頑固派則乘機散布“起義、投降沒有什麼好下場”等，一時不願起義者占了上風。
但是客觀形勢的發展，卻在催促榆林守軍迅速做出決定。
下面是第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的一段回憶，叙述了第二十二軍榆林起義的曲折過程。
此時，徐之佳主張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軍開到關中；左協中則說再請示鄧寶珊總司令。
很明顯，左的這一招：一則是為了搪塞徐之佳；二則是可迎合俞方臯開包頭的想法；三則借此拖延時日，更符合他的騎牆主義。
向鄧請示的結果是開赴包。
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實上也開不動，因為左協中的内心根本不想離開榆林。
緊接而來的是南京中央和蘭州西北長官公署都電令第二十二軍開赴甯夏。
馬鴻逵還特意來電表示熱烈歡迎，并說到時一切均願大力幫助。
這個命令既符合徐的願望，也符合俞原來的打算。
俞曾講過，他與馬家有關系。
真的開到甯夏，他會把左協中一腳踢開的。
左協中有自己的老主意：決不離開榆林。
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
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說到甯夏後保證可以轉開頭中，直歸中央，部隊的擴編、補充都不成問題。
左一時為徐的甘言所動，以為開關中後前途大有可為，有點心花怒放。
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說明不能開走的實際情況：一是千裡沙漠沒有運輸工具；二是官兵眷屬沿途糧秣如何籌辦：三是即使部隊開到目的地，那時部隊能否為自己掌握？你這個軍長，蔣介石要不要？蔣介石任人唯親，二十多年來消滅了多少雜牌軍，本軍兩次整編，你和全軍還沒有吃夠苦頭嗎？同時，全國形勢的發展，人心的向背，我們要面對現實，作認真的考慮。
左鑒于形勢，躊躇地說：不開，這個命令如何應付，他們馬上停發軍饷怎麼辦？我說：照總司令電令辦理，就地起義，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左說：徐早就反對，現在更不用說了，我們想辦法應付一時再看。
當即決定：應付南京和蘭州及軍内的日常事務，由我去辦理，他專對付外界。
這時，南京和蘭州連電催行。
我們即電告開拔中的實際困難：請求撥運輸汽車100輛，駱駝300頭，以便先運走彈藥和眷屬；要求在沿途設臨時補給站；并以紙币買不到東西，請求全軍薪饷改發硬币等情。
南京複電說，為了解決實際困難問題，改令第二十二軍先開到綏西三聖宮待命，并告已電甯夏馬鴻逵主席沿途協助，到達後一切所需即予解決。
從此南京三令五申催開，馬鴻逵敦促更緊，往來電令反複多次。
後來，南京國民黨中央以榆林機場降落不安全，無法送饷為辭，嚴電催開。
我們隻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彈藥分作兩次運去甯夏石嘴山，作出要開的樣子，以取得信任。
當時形勢對第二十二軍的處境越來越壞，開不動的實際困難，徐之佳也不能閉目塞聽，于是他想先脫離部隊，隻身逃命南京。
他問我：老左到底是什麼想法，開不開？ 我說，有他的想法，也有實際困難。
中央不撥運輸工具，不說别的，僅彈藥一項怎麼辦？他說，毀掉。
我說，恐怕還不到那個時候，最好你打電報直接催要運輸工具。
1949年春節後不久，徐想出了脫身之計，他對左說，要親自到南京去支涉汽車。
左聽後，堅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說，不管到任何時候，我左協中決不出賣朋友。
聽起來好像兩人情投意合，實則是同床異夢，各有自己的打算。
徐千方百計想把部隊開出去，左則想方設法拖延時間不開出去。
左在榆林附驟起家30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絕境他是不肯輕易離開榆林的。
不放徐走，不是有愛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這個關系就不好搞了。
當時在場的人無不洞悉此情。
我聽到左不放徐走，就去問左，是不是你還準備打第三次圍城戰呀？若不起義，仗就在眼前。
有徐之佳在，就不能起義。
那麼這個仗就得打了。
左再三考慮，總算讓徐之佳走了。
于是，有些好心腸的人就以為徐已走，障礙沒有了，該起義了。
但事情并不如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左協中五花八門的把戲，還在後邊呢。
徐之佳走後不久，李含芳回來了。
他原是第二十二軍第八十六師第二五六團團長，1947年在解放軍攻打高家堡戰役中被俘虜，此後久無消息。
此次回來，他對人說是給左叔（李父與左同事，故尊左為父輩）拜年來了，順便給自己辦點私事。
大約在3月間的一天，左協中與我談到起義的問題，說他打算把現有的第八十六師和軍部直屬各營（除特務營外），編為兩個師，叫李含芳和張博學去當師長，問我怎麼樣。
我說，起義很好，但要編成兩個師，恐怕不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一）本來第八十六師和各直屬營的人數就不滿員，為什麼還要編為兩個師呢？這是什麼意思，是誰叫我們編的？又是誰給的番号？真起義，一切都得聽從命令，沒有自編的餘地。
（二）延安派何人來與我們接觸，我們又派誰去與延安商談，商談的情況如何？我和大家為什麼一點不知道。
（三）你以張博學和李含芳為師長，張腐化堕落，由團長調為八十六師代參謀長還在待查中；李合芳品質惡劣，不務本業，你都知道，這樣兩個人能當師長嗎？ （四）張、李搞政治投機，想撈一把資本，而你要編兩個師為的什麼？這樣動機不純的起義，會使人嗤之以鼻。
這種作法，我不能同意。
事後，我就把以上情況告訴了高淩雲，高與我有同樣的看法。
我還請他轉告第二五六團團長黃鎮威，要他們切實掌握部隊，作好準備。
我又找了第二五八團團長董正誼，他是左的内侄，問他知道不知道以上情況。
他說，不知為啥要編兩個師。
我也請他注意掌握部隊。
這一場暗鬥，總算把政治投機的打算熄滅了。
當宗永福（左的外甥）連先後把兩批彈藥運到石嘴山後，似乎起到了一點作用，飛機又繼續送來了軍饷，日子還可以過得去。
為了不觸怒南京和蘭州，我們采取先發制人的應付辦法，不管他們催開不催開，我們每天都要拍發一通催要工具的電文，并危言聳聽他說些待命苦衷的話，目的是使他們相信我們是真的要開。
當然，這樣做也不能完全瞞過南京和蘭州的耳目，實際上他們也是希望在不發生意外（指起義而言）的情況下，虛與委蛇，暫施羁縻。
國民黨充其量不過多印些票子罷了。
然而，這隻對少數人倒賣黃金有利，苦死的是官兵，受害的是地方。
此後不久，延安代表羅明、田子亭兩位同志來到榆林。
他們因抗戰期間所建立的種種關系，出于關心才來敦促第二十二軍起義的。
但不知左協中是何用意，不讓公開商談，隻由他一個接觸。
說還不到時候，免得走漏風聲，影響糧饷，使官兵不安。
從他講話的意思看，好像官兵還不同意起義似的。
以前借口徐之佳反對，現在借口官兵不同意，左協中的态度令人莫測。
正當左協中舉棋不定的時候，發生了兩件事，這兩件事為左協中所謂“官兵不同意起義”幫了忙。
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來之前，離城南301的地方，是雙方巡邏遊擊之處，完全處于敵對狀态。
因此，榆林部隊生活用炭，要采取武裝的形式，派兵到距城東南20餘裡的炭窯去馱。
延安代表到榆林後，雙方認為這種事不利于促進起義。
遂商量決定：雙方在馱炭時都不帶武器，在馱炭這問題上，互不幹擾。
可是在3月間，第二十二軍的部隊去馱炭時，竟被帶武裝的解放軍拉去馱騾，還打傷了士兵，辱罵了帶隊的軍官，使全軍為之憤然。
第二件事，4月間，國民黨中央繼續派飛機運送軍饷糧款到榆。
我們事前和羅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機場南端高地警戒部隊，并告訴其派出部隊的番号、人數，以及哨所地點。
請羅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軍。
為了不發生意外，我們将此項商定，也告訴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隊，責令他們嚴加注意，不要發生誤會。
派出的部隊認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備，連機槍衣都未卸去，及至發現解放軍前進，也不敢鳴槍射阻，即被解放軍繳了械。
飛機臨近機場上空，又遭解放軍的火力猛烈射擊，不敢降落，飛返西安，以緻影響軍饷糧款的接濟，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陣喧嚣和不滿，更為反對起義的人造成了煽風，點火的機會。
罵我們是阿鬥，是出賣團體，使我們沒有說服官兵的餘地。
當時我想，在此關鍵時候，為何會因此小事而引起軒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
所以，當總部俞方臯參謀長請羅明、田子享兩代表吃飯，邀我作陪時，我在飯後閑談中，提出了這兩件事。
這固然是下邊的一時過失，但對起義的确起了不良影響，更為左協中的騎牆主義開了方便大門。
事物的發展，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
飛機沒有降落，當月經費還可以掙紮維持（高雙成軍長在世時給軍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儲備金），可是以後經費就會恐慌。
此時，羅明代表向左協中表示，延安叫他們回去，第二十二軍究竟起義不起義，請速作決定，起義則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則他們就動身了。
左見不作出一定的表示，無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說拟派軍部參謀處二科科長張旨晟和他的秘書孔芳亭等當秘密代表去延安應付。
我聽了以後，很是生氣，激動地說：“且不論這兩個代表
共産黨的來信給榆林守軍的主要指揮官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反省這幾年的狀況，醞釀着投靠共産黨。
于是，晉陝綏邊總部參謀長俞方臯、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背着第八十六師師長徐之佳秘密商議起義事宜。
之所以要背着徐之佳，主要是因為徐之佳是蔣介石的嫡系，是軍統特務在榆林的負責人。
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學校炮科畢業，還是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風的親戚。
湯恩伯任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時，徐之佳是湯的參謀處長。
1936年，第十三軍駐綏德時，湯将徐塞給高雙成（當時任第八十六師師長）任師參謀長，後任副師長、師長，實際上是給八十六師安下的一個釘子。
所以，左協中等人與共産黨接觸、聯絡，一般極其謹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協中、俞方臯、張之因等在商議時，張之因說：“現在是起義的時候了，不能再錯過時機。
” 左協中也說：“現在要謹慎從事，最好先與鄧總司令彙報一下，看他的意見怎樣。
” 随後，派張之因以彙報防務為名，把共産黨的信送到五原鄧寶珊處，請他決定如何辦理。
由于榆林機場飛機直歸西安指揮，隻得請徐之佳進行交涉。
機場承允飛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沒能成行。
1949年1月，傅作義、鄧寶珊在北平起義。
消息傳到榆林，除少數人驚異外，多數人認為上級起義了，下級哪有不起義之理。
幾天後，鄧寶珊給左協中發來電報說：二十二軍起義一事與黨中央談過，要加強保衛，聽候安排。
榆林指揮部接到鄧電報後，左協中、俞方臯、張之因心裡平靜了許多，隻有徐之佳表示反對起義。
但在開會時，左、俞都沒有表态， 所以其他人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結果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在二十二軍軍部，對起義還是不起義，意見分歧，莫衷一是。
徐之佳出于其反動立場，堅決反對起義，自不待言。
就是左、俞之間，也各有所懷，不露真意。
左協中堅持不離開榆林，俞方臯想把部隊拉到包頭，再轉往甘肅。
而一些頑固派則乘機散布“起義、投降沒有什麼好下場”等，一時不願起義者占了上風。
但是客觀形勢的發展，卻在催促榆林守軍迅速做出決定。
下面是第二十二軍參謀長張之因的一段回憶，叙述了第二十二軍榆林起義的曲折過程。
此時，徐之佳主張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軍開到關中；左協中則說再請示鄧寶珊總司令。
很明顯，左的這一招：一則是為了搪塞徐之佳；二則是可迎合俞方臯開包頭的想法；三則借此拖延時日，更符合他的騎牆主義。
向鄧請示的結果是開赴包。
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實上也開不動，因為左協中的内心根本不想離開榆林。
緊接而來的是南京中央和蘭州西北長官公署都電令第二十二軍開赴甯夏。
馬鴻逵還特意來電表示熱烈歡迎，并說到時一切均願大力幫助。
這個命令既符合徐的願望，也符合俞原來的打算。
俞曾講過，他與馬家有關系。
真的開到甯夏，他會把左協中一腳踢開的。
左協中有自己的老主意：決不離開榆林。
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
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說到甯夏後保證可以轉開頭中，直歸中央，部隊的擴編、補充都不成問題。
左一時為徐的甘言所動，以為開關中後前途大有可為，有點心花怒放。
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說明不能開走的實際情況：一是千裡沙漠沒有運輸工具；二是官兵眷屬沿途糧秣如何籌辦：三是即使部隊開到目的地，那時部隊能否為自己掌握？你這個軍長，蔣介石要不要？蔣介石任人唯親，二十多年來消滅了多少雜牌軍，本軍兩次整編，你和全軍還沒有吃夠苦頭嗎？同時，全國形勢的發展，人心的向背，我們要面對現實，作認真的考慮。
左鑒于形勢，躊躇地說：不開，這個命令如何應付，他們馬上停發軍饷怎麼辦？我說：照總司令電令辦理，就地起義，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左說：徐早就反對，現在更不用說了，我們想辦法應付一時再看。
當即決定：應付南京和蘭州及軍内的日常事務，由我去辦理，他專對付外界。
這時，南京和蘭州連電催行。
我們即電告開拔中的實際困難：請求撥運輸汽車100輛，駱駝300頭，以便先運走彈藥和眷屬；要求在沿途設臨時補給站；并以紙币買不到東西，請求全軍薪饷改發硬币等情。
南京複電說，為了解決實際困難問題，改令第二十二軍先開到綏西三聖宮待命，并告已電甯夏馬鴻逵主席沿途協助，到達後一切所需即予解決。
從此南京三令五申催開，馬鴻逵敦促更緊，往來電令反複多次。
後來，南京國民黨中央以榆林機場降落不安全，無法送饷為辭，嚴電催開。
我們隻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彈藥分作兩次運去甯夏石嘴山，作出要開的樣子，以取得信任。
當時形勢對第二十二軍的處境越來越壞，開不動的實際困難，徐之佳也不能閉目塞聽，于是他想先脫離部隊，隻身逃命南京。
他問我：老左到底是什麼想法，開不開？ 我說，有他的想法，也有實際困難。
中央不撥運輸工具，不說别的，僅彈藥一項怎麼辦？他說，毀掉。
我說，恐怕還不到那個時候，最好你打電報直接催要運輸工具。
1949年春節後不久，徐想出了脫身之計，他對左說，要親自到南京去支涉汽車。
左聽後，堅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說，不管到任何時候，我左協中決不出賣朋友。
聽起來好像兩人情投意合，實則是同床異夢，各有自己的打算。
徐千方百計想把部隊開出去，左則想方設法拖延時間不開出去。
左在榆林附驟起家30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絕境他是不肯輕易離開榆林的。
不放徐走，不是有愛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這個關系就不好搞了。
當時在場的人無不洞悉此情。
我聽到左不放徐走，就去問左，是不是你還準備打第三次圍城戰呀？若不起義，仗就在眼前。
有徐之佳在，就不能起義。
那麼這個仗就得打了。
左再三考慮，總算讓徐之佳走了。
于是，有些好心腸的人就以為徐已走，障礙沒有了，該起義了。
但事情并不如人們所想的那麼簡單，左協中五花八門的把戲，還在後邊呢。
徐之佳走後不久，李含芳回來了。
他原是第二十二軍第八十六師第二五六團團長，1947年在解放軍攻打高家堡戰役中被俘虜，此後久無消息。
此次回來，他對人說是給左叔（李父與左同事，故尊左為父輩）拜年來了，順便給自己辦點私事。
大約在3月間的一天，左協中與我談到起義的問題，說他打算把現有的第八十六師和軍部直屬各營（除特務營外），編為兩個師，叫李含芳和張博學去當師長，問我怎麼樣。
我說，起義很好，但要編成兩個師，恐怕不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一）本來第八十六師和各直屬營的人數就不滿員，為什麼還要編為兩個師呢？這是什麼意思，是誰叫我們編的？又是誰給的番号？真起義，一切都得聽從命令，沒有自編的餘地。
（二）延安派何人來與我們接觸，我們又派誰去與延安商談，商談的情況如何？我和大家為什麼一點不知道。
（三）你以張博學和李含芳為師長，張腐化堕落，由團長調為八十六師代參謀長還在待查中；李合芳品質惡劣，不務本業，你都知道，這樣兩個人能當師長嗎？ （四）張、李搞政治投機，想撈一把資本，而你要編兩個師為的什麼？這樣動機不純的起義，會使人嗤之以鼻。
這種作法，我不能同意。
事後，我就把以上情況告訴了高淩雲，高與我有同樣的看法。
我還請他轉告第二五六團團長黃鎮威，要他們切實掌握部隊，作好準備。
我又找了第二五八團團長董正誼，他是左的内侄，問他知道不知道以上情況。
他說，不知為啥要編兩個師。
我也請他注意掌握部隊。
這一場暗鬥，總算把政治投機的打算熄滅了。
當宗永福（左的外甥）連先後把兩批彈藥運到石嘴山後，似乎起到了一點作用，飛機又繼續送來了軍饷，日子還可以過得去。
為了不觸怒南京和蘭州，我們采取先發制人的應付辦法，不管他們催開不催開，我們每天都要拍發一通催要工具的電文，并危言聳聽他說些待命苦衷的話，目的是使他們相信我們是真的要開。
當然，這樣做也不能完全瞞過南京和蘭州的耳目，實際上他們也是希望在不發生意外（指起義而言）的情況下，虛與委蛇，暫施羁縻。
國民黨充其量不過多印些票子罷了。
然而，這隻對少數人倒賣黃金有利，苦死的是官兵，受害的是地方。
此後不久，延安代表羅明、田子亭兩位同志來到榆林。
他們因抗戰期間所建立的種種關系，出于關心才來敦促第二十二軍起義的。
但不知左協中是何用意，不讓公開商談，隻由他一個接觸。
說還不到時候，免得走漏風聲，影響糧饷，使官兵不安。
從他講話的意思看，好像官兵還不同意起義似的。
以前借口徐之佳反對，現在借口官兵不同意，左協中的态度令人莫測。
正當左協中舉棋不定的時候，發生了兩件事，這兩件事為左協中所謂“官兵不同意起義”幫了忙。
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來之前，離城南301的地方，是雙方巡邏遊擊之處，完全處于敵對狀态。
因此，榆林部隊生活用炭，要采取武裝的形式，派兵到距城東南20餘裡的炭窯去馱。
延安代表到榆林後，雙方認為這種事不利于促進起義。
遂商量決定：雙方在馱炭時都不帶武器，在馱炭這問題上，互不幹擾。
可是在3月間，第二十二軍的部隊去馱炭時，竟被帶武裝的解放軍拉去馱騾，還打傷了士兵，辱罵了帶隊的軍官，使全軍為之憤然。
第二件事，4月間，國民黨中央繼續派飛機運送軍饷糧款到榆。
我們事前和羅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機場南端高地警戒部隊，并告訴其派出部隊的番号、人數，以及哨所地點。
請羅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軍。
為了不發生意外，我們将此項商定，也告訴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隊，責令他們嚴加注意，不要發生誤會。
派出的部隊認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備，連機槍衣都未卸去，及至發現解放軍前進，也不敢鳴槍射阻，即被解放軍繳了械。
飛機臨近機場上空，又遭解放軍的火力猛烈射擊，不敢降落，飛返西安，以緻影響軍饷糧款的接濟，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陣喧嚣和不滿，更為反對起義的人造成了煽風，點火的機會。
罵我們是阿鬥，是出賣團體，使我們沒有說服官兵的餘地。
當時我想，在此關鍵時候，為何會因此小事而引起軒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
所以，當總部俞方臯參謀長請羅明、田子享兩代表吃飯，邀我作陪時，我在飯後閑談中，提出了這兩件事。
這固然是下邊的一時過失，但對起義的确起了不良影響，更為左協中的騎牆主義開了方便大門。
事物的發展，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
飛機沒有降落，當月經費還可以掙紮維持（高雙成軍長在世時給軍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儲備金），可是以後經費就會恐慌。
此時，羅明代表向左協中表示，延安叫他們回去，第二十二軍究竟起義不起義，請速作決定，起義則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則他們就動身了。
左見不作出一定的表示，無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說拟派軍部參謀處二科科長張旨晟和他的秘書孔芳亭等當秘密代表去延安應付。
我聽了以後，很是生氣，激動地說：“且不論這兩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