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鉗馬打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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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代表誰？還要秘密行動，是什麼意思？起義是關系全軍的大事，不能作兒戲。
起義就起義，不起義何必騙人？騙人到時候要負道義上的責任。
這種作法我不贊成。
”說到這裡，左也激動起來，忙說：“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黃河不是一條線！” 說實話，我當時無力強迫左協中起義，但堅決反對他騙人。
看他勢在必行，勸說無益，當晚我即将這件事間接地轉告了羅明，同時也告訴了高淩雲。
高和我一樣堅決反對這種騙人的作法。
後來，羅明代表鄭重地對左說，起義事關重大，必須派個能負責任的人當代表，那兩個代表我們不歡迎。
這時，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羅明代表的話如實地告訴我，還說軍部負責人現在隻剩下你我兩個人，那隻好你去了。
我說，我是軍人，服從命令。
但是，我不僅知他變化多端，而且得悉張雲衢快要回到榆林，張為人難測，我不能不要求左對派我當代表赴延安談判，作出必要的保證。
于是，我向左提出，要求連長以上簽名保證，至少也得團長們保證，他竟不答應，說：你這樣一去情況可就大了。
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
羅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
當晚倉猝間左和我把要談的事情大略說了一下，記得有五項，但現在隻能記起四項： （一）起義後暫住榆林，以安軍心，持短期施訓後再調動； （二）政工人員随派，其餘人事（個别不宜除外）希望維持現狀，待以後有必要時再作調整； （三）請延安立即補給糧秣； （四）原榆林專署舊人員，除特工人員外，希望盡量量才留用，以維持他們的生活。
因為左于1948年兼任榆林專員，故有此項要求。
他着我拂曉出城，以免軍民驚慌。
這說明他要我當的是“秘密代表”。
實際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難保了。
因為有名的公開特務雖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們會一刻不停地報告出去。
果然，我一到延安，蘭州和西安的報紙上就登載出來了。
我去延安，決定倉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當面告訴總部俞方臯參謀長，隻在電話上和他作了詳細的交談。
他說，二十二軍既然在榆林起義，我決定帶總部人員和特務營于後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發，開赴包頭，請轉告羅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軍，予以照料。
我把俞的要求轉告了羅明，由于解放軍的照顧，他得以順利開到包頭。
但在總部開包頭的影響下，所有第二十二軍駐城外各處、紮薩旗、東勝縣之騎兵團、炮兵營、保安團、工兵營、駱駝隊等部隊都拉去了包頭，新編成了一個二十二軍，俞方臯當了軍長。
（注：俞方臯所拉去的部隊與原在包頭的第二十二軍第二二八師，又編成一個新二十二軍，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軍在綏遠起義。
） 我和羅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裡汽車抛了錨，等到換來汽車時，天已大明。
行至歸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習仲勳給左協中的信去榆林。
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協中商談起義問題。
我想，回去就會中左協中拖延起義之計。
因為動身前，我已聽說鄧寶珊由北平派張雲衢前來榆林傳達指示，張快到包頭了。
張為人難測，未必能把鄧的真實意圖傳達給左，若左一旦變化，不僅胡景鋒沒辦法，我也無能為力。
如果不回榆林，我是軍參謀長，又是他派出的談判代表，隻要談判達成協議，消息傳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國民黨中央也不可能了。
一旦勢成騎虎，屆時他不起義也得起義。
這種情況，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實對他說了，他也未必肯聽，他以為水到就會渠成。
因此，我考慮再三，不同他圓榆林。
此後的事實發展，已證明了這一點。
當天下午8時，我們到了陝甘甯邊區所在地魚河峁，專員朱俠夫、軍分區司令員吳岱峰接待了我們，他們提出要我們就地會談。
我堅持要到延安會談。
5月4日我們一行到達延安，住在交際處，受到熱情的接待。
次日，習仲勳書記接見了我們，談話之間，他态度明朗，語言直爽，使人毫無生疏之感。
5月6日，雙方代表正式開始會談，延安方面的代表是曹力如、朱俠夫、羅明和工作人員李啟明、田子亭，榆林第二十二軍方面的代表是張之因、魚渤然、張旨最、雷無塵四人。
會談開始，曹力如同志首先講話，接着我發了言。
我說，我們是響應号召而來，是來投降的，沒有别的意見，隻懇求把我們能收留下，我們感激不盡了。
曹力如同志說：我們共産黨人不欺壓人，你們來了很好，我們是歡迎的，你們應該拿出你們的要求條件，咱們坐下好好商談，為了起義，為了人民的事業，不要客氣。
我說，我們沒有什麼條件。
他說，不行。
我隻得把我們來時倉碎的情況說了一遍，确實沒有拿什麼成文的東西。
曹力如同志說，你們再想想吧，看應該提些什麼問題，提出問題咱們好談，好商量，今天體會作準備，明天再談。
當時我覺得共産黨人對人真誠，在我近半生中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真誠的人。
雖然我沒有拿成文的東西，但腦子裡帶來的那幾個框框，就是條件嘛。
相形之下，感到自己不誠實了。
我和同來者商量了一下，把左協中軍長說的幾點寫成條文，準備會談。
5月7日開始會談連續進行了三天，延安方面對我們的要求，差不多都同意了。
隻是在9日會上讨論到第八十六師師長人選問題（因原師長徐之佳離職），曹力如同志提出要我當師長時，我說，我既來這裡，讓我當不相宜，按目前第二十二軍的實際情況分析，以高淩雲為宜。
這時有人發言說：我們有根據指出，高很反動，不能叫他當師長。
我說：事物，總在變化中，人也是這樣，以前或許反動，現在可能不反動了，我是根據他的變化提名的。
他做了相當有力的起義準備工作，他為起義聯系了官兵，牢固地掌握了部隊，使得起義工作得以從容進行。
為使起義順利完成，還請大家研究。
由于師長人選問題懸而未決，會議一時不能結束。
會後我見了習書記又提出這個問題，習書記答應予以研究。
5月10日體會，11日繼續開會，主要還是第八十六師師長人選問題，雙方都談了各自的意見，結果仍未取得一緻意見，即行體會。
12日早，接到習書記轉來左協中的一封電報，我打開一看，刹時間一陣痛苦湧向心頭。
電文原話現在已記不清了，大意是：鄧總司令命令我部開赴包頭，停止會談，即日返榆。
這不啻給我當頭一棒，我真想不到左這樣反複無常，不講信義。
當時我想到自己為人所出賣非常痛苦。
接着習書記又轉來了高淩雲的來電，說：“不管左協中怎樣，我堅決不走。
”這不光使我個人得到一點安慰，從而還證明我提議高淩雲當師長的人選也是對的。
這二天先後得到習書記和曹力如等同志的探望和安慰，他們都極為誠懇地對我說：盡管安心，叫他們拉去吧。
還關心地表示，天氣熱了，邊區政府要給我們做單衣。
對共産黨的偉大和共産黨人的豪邁氣魄，實在使人敬佩和信服，相形之下，不由得使你熱淚盈眶。
正當我左右為難之際，想不到左協中又來電令我繼續會談，他把起義大事當成兒戲，真使人啼笑皆非。
于是，我要求見習書記面陳一切。
習書記接見時，我大膽地提出，在這裡不要談了，請習書記派曹力如同志和我一同去榆林，隻要我們一到榆林，問題就會解決，不然夜長夢多，麻煩還會層出。
習書記答應研究一下。
5月17日得到了習書記的答複，如我所請派曹力如等同志和我們一同去榆林。
20日我們從延安出發，22日行至距離榆林城南40裡之歸德堡，吳岱峰司令迎接了我們。
他說城内混亂，曹力如同志不宜進城。
我說不要把左協中估計太高，隻要我們進城，混亂即可消失。
就這樣議論了兩個小時多，不能決定。
最後還是有膽有識的曹力如同志作了全面分析，他認為當晚進城是對的，于是雙方代表當晚同車進了城。
我們在軍部見了左協中，他表示熱烈歡迎，談笑風生，氣氛親切，一團疑慮冰釋。
5月29日上午10時舉行了正式會談，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俠夫、羅明和工作人員張漢武、田子亭同志，第二十二軍方面是左協中、張之因、高淩雲、魚渤然、張博學五人。
由于會前雙方事前作了商量，曹力如同志在會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協中為第二十二軍軍長，張之因為副軍長，高淩雲為八十六師師長，張博學為榆林軍管會副主任。
大家一緻同意，并決定1949年6月1日發文，宣布為正式起義日。
6月1日上午10時，西北軍區獨立第一師開進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義官兵的熱烈歡迎。
6月14日，起義部隊第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參謀長張之因、第八十六師參謀長張博學及各團團長聯名通電，表示：與國民黨反動派完全斷絕關系，堅決擁護中國共産黨各項主張，服從中共中央、毛澤東、朱總司令及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之領導，依照民主原則，在指定地點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脫離黑暗，走向光明，永遠為人民服務。
7月11日，毛澤東、朱德複電左協中，對他們率部起義表示慰勉。
西北軍區派張達志等前往榆林，與起義部隊組成整編委員會，張達志為主任，高淩雲為副主任，依照協議将第二十二軍直屬隊及第八十六師三個團共4695人，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獨立第二師，由原國民黨軍第八十六師二五七團團長高淩雲任師長，西北軍區獨立第一師師長黃羅斌兼政治委員，原警備第二旅六團副團長李新國任參謀長。
獨立第二帥經過短期訓練後，于7月20日開赴三邊作戰，後轉戰甯夏。
胡宗南和青甯“二馬”在聯合反撲受挫後，共同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戰意圖和具體部署，企圖各自借助對方力量，互為犄角，聯合抗擊我之進攻，阻止我軍西進甘、甯、青或南下漢中。
但是，他們又各圖自保，準備在形勢不利時迅速後撤，以擺脫被殲的命運。
他們的作戰意圖是： 第一，馬鴻逵、馬步芳兩部擔任西蘭公路兩側永壽、麟遊地區的守備、胡宗南部擔任武功以西，渭河兩岸袋形地帶的守備，如果共軍的主力使用于西蘭公路方面時，馬家軍退到旬邑、彬縣、麟遊地區固守。
胡宗南的部隊，由扶風方面出擊，策應馬家軍作戰。
如果共軍主力指向扶風、武功方面時，胡宗南部撤退到千河西岸固守，馬家軍由麟遊方面南下，攻擊共軍的側背，将深入的共軍包圍于袋形地帶而殲滅之。
如果共軍華北兵團與西北野戰軍會合，同時指向胡、馬兩軍當面時，即節節撤退到彬縣、麟遊、千陽、寶雞之線既設陣地，進行大規模的決戰防禦。
第二，馬敦靜軍的兩個步兵師，一個騎兵旅，位于乾縣以西西蘭公路以北地區；馬繼援軍的三個步兵師，一個騎兵旅，位于西蘭公路及其以南永壽、麟遊地區；馬敦靜、馬繼援兩軍歸西北軍政長官部指揮。
黃祖壎軍的第一九一師歸第一一九軍軍長王治岐指揮，該軍開往扶風、武功地區，歸西安綏靖公署指揮，加強袋形地帶的守備。
西安綏署以三個軍的兵力，守備于扶風、眉縣地區；以三個軍的兵力，位于眉縣、寶雞南秦嶺北麓各山口，封鎖秦嶺，相機出擊，策應袋形地帶的作戰。
第三，胡、馬兩部作戰地境為麟遊南山分水嶺之線，線上屬馬家軍。
1949年6月下旬，敵西安綏靖公署根據上述作戰意圖所确定的軍隊部署是：第一一九軍第二四四師沿武
起義就起義，不起義何必騙人？騙人到時候要負道義上的責任。
這種作法我不贊成。
”說到這裡，左也激動起來，忙說：“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黃河不是一條線！” 說實話，我當時無力強迫左協中起義，但堅決反對他騙人。
看他勢在必行，勸說無益，當晚我即将這件事間接地轉告了羅明，同時也告訴了高淩雲。
高和我一樣堅決反對這種騙人的作法。
後來，羅明代表鄭重地對左說，起義事關重大，必須派個能負責任的人當代表，那兩個代表我們不歡迎。
這時，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羅明代表的話如實地告訴我，還說軍部負責人現在隻剩下你我兩個人，那隻好你去了。
我說，我是軍人，服從命令。
但是，我不僅知他變化多端，而且得悉張雲衢快要回到榆林，張為人難測，我不能不要求左對派我當代表赴延安談判，作出必要的保證。
于是，我向左提出，要求連長以上簽名保證，至少也得團長們保證，他竟不答應，說：你這樣一去情況可就大了。
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
羅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
當晚倉猝間左和我把要談的事情大略說了一下，記得有五項，但現在隻能記起四項： （一）起義後暫住榆林，以安軍心，持短期施訓後再調動； （二）政工人員随派，其餘人事（個别不宜除外）希望維持現狀，待以後有必要時再作調整； （三）請延安立即補給糧秣； （四）原榆林專署舊人員，除特工人員外，希望盡量量才留用，以維持他們的生活。
因為左于1948年兼任榆林專員，故有此項要求。
他着我拂曉出城，以免軍民驚慌。
這說明他要我當的是“秘密代表”。
實際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難保了。
因為有名的公開特務雖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們會一刻不停地報告出去。
果然，我一到延安，蘭州和西安的報紙上就登載出來了。
我去延安，決定倉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當面告訴總部俞方臯參謀長，隻在電話上和他作了詳細的交談。
他說，二十二軍既然在榆林起義，我決定帶總部人員和特務營于後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發，開赴包頭，請轉告羅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軍，予以照料。
我把俞的要求轉告了羅明，由于解放軍的照顧，他得以順利開到包頭。
但在總部開包頭的影響下，所有第二十二軍駐城外各處、紮薩旗、東勝縣之騎兵團、炮兵營、保安團、工兵營、駱駝隊等部隊都拉去了包頭，新編成了一個二十二軍，俞方臯當了軍長。
（注：俞方臯所拉去的部隊與原在包頭的第二十二軍第二二八師，又編成一個新二十二軍，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軍在綏遠起義。
） 我和羅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裡汽車抛了錨，等到換來汽車時，天已大明。
行至歸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習仲勳給左協中的信去榆林。
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協中商談起義問題。
我想，回去就會中左協中拖延起義之計。
因為動身前，我已聽說鄧寶珊由北平派張雲衢前來榆林傳達指示，張快到包頭了。
張為人難測，未必能把鄧的真實意圖傳達給左，若左一旦變化，不僅胡景鋒沒辦法，我也無能為力。
如果不回榆林，我是軍參謀長，又是他派出的談判代表，隻要談判達成協議，消息傳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國民黨中央也不可能了。
一旦勢成騎虎，屆時他不起義也得起義。
這種情況，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實對他說了，他也未必肯聽，他以為水到就會渠成。
因此，我考慮再三，不同他圓榆林。
此後的事實發展，已證明了這一點。
當天下午8時，我們到了陝甘甯邊區所在地魚河峁，專員朱俠夫、軍分區司令員吳岱峰接待了我們，他們提出要我們就地會談。
我堅持要到延安會談。
5月4日我們一行到達延安，住在交際處，受到熱情的接待。
次日，習仲勳書記接見了我們，談話之間，他态度明朗，語言直爽，使人毫無生疏之感。
5月6日，雙方代表正式開始會談，延安方面的代表是曹力如、朱俠夫、羅明和工作人員李啟明、田子亭，榆林第二十二軍方面的代表是張之因、魚渤然、張旨最、雷無塵四人。
會談開始，曹力如同志首先講話，接着我發了言。
我說，我們是響應号召而來，是來投降的，沒有别的意見，隻懇求把我們能收留下，我們感激不盡了。
曹力如同志說：我們共産黨人不欺壓人，你們來了很好，我們是歡迎的，你們應該拿出你們的要求條件，咱們坐下好好商談，為了起義，為了人民的事業，不要客氣。
我說，我們沒有什麼條件。
他說，不行。
我隻得把我們來時倉碎的情況說了一遍，确實沒有拿什麼成文的東西。
曹力如同志說，你們再想想吧，看應該提些什麼問題，提出問題咱們好談，好商量，今天體會作準備，明天再談。
當時我覺得共産黨人對人真誠，在我近半生中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真誠的人。
雖然我沒有拿成文的東西，但腦子裡帶來的那幾個框框，就是條件嘛。
相形之下，感到自己不誠實了。
我和同來者商量了一下，把左協中軍長說的幾點寫成條文，準備會談。
5月7日開始會談連續進行了三天，延安方面對我們的要求，差不多都同意了。
隻是在9日會上讨論到第八十六師師長人選問題（因原師長徐之佳離職），曹力如同志提出要我當師長時，我說，我既來這裡，讓我當不相宜，按目前第二十二軍的實際情況分析，以高淩雲為宜。
這時有人發言說：我們有根據指出，高很反動，不能叫他當師長。
我說：事物，總在變化中，人也是這樣，以前或許反動，現在可能不反動了，我是根據他的變化提名的。
他做了相當有力的起義準備工作，他為起義聯系了官兵，牢固地掌握了部隊，使得起義工作得以從容進行。
為使起義順利完成，還請大家研究。
由于師長人選問題懸而未決，會議一時不能結束。
會後我見了習書記又提出這個問題，習書記答應予以研究。
5月10日體會，11日繼續開會，主要還是第八十六師師長人選問題，雙方都談了各自的意見，結果仍未取得一緻意見，即行體會。
12日早，接到習書記轉來左協中的一封電報，我打開一看，刹時間一陣痛苦湧向心頭。
電文原話現在已記不清了，大意是：鄧總司令命令我部開赴包頭，停止會談，即日返榆。
這不啻給我當頭一棒，我真想不到左這樣反複無常，不講信義。
當時我想到自己為人所出賣非常痛苦。
接着習書記又轉來了高淩雲的來電，說：“不管左協中怎樣，我堅決不走。
”這不光使我個人得到一點安慰，從而還證明我提議高淩雲當師長的人選也是對的。
這二天先後得到習書記和曹力如等同志的探望和安慰，他們都極為誠懇地對我說：盡管安心，叫他們拉去吧。
還關心地表示，天氣熱了，邊區政府要給我們做單衣。
對共産黨的偉大和共産黨人的豪邁氣魄，實在使人敬佩和信服，相形之下，不由得使你熱淚盈眶。
正當我左右為難之際，想不到左協中又來電令我繼續會談，他把起義大事當成兒戲，真使人啼笑皆非。
于是，我要求見習書記面陳一切。
習書記接見時，我大膽地提出，在這裡不要談了，請習書記派曹力如同志和我一同去榆林，隻要我們一到榆林，問題就會解決，不然夜長夢多，麻煩還會層出。
習書記答應研究一下。
5月17日得到了習書記的答複，如我所請派曹力如等同志和我們一同去榆林。
20日我們從延安出發，22日行至距離榆林城南40裡之歸德堡，吳岱峰司令迎接了我們。
他說城内混亂，曹力如同志不宜進城。
我說不要把左協中估計太高，隻要我們進城，混亂即可消失。
就這樣議論了兩個小時多，不能決定。
最後還是有膽有識的曹力如同志作了全面分析，他認為當晚進城是對的，于是雙方代表當晚同車進了城。
我們在軍部見了左協中，他表示熱烈歡迎，談笑風生，氣氛親切，一團疑慮冰釋。
5月29日上午10時舉行了正式會談，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俠夫、羅明和工作人員張漢武、田子亭同志，第二十二軍方面是左協中、張之因、高淩雲、魚渤然、張博學五人。
由于會前雙方事前作了商量，曹力如同志在會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協中為第二十二軍軍長，張之因為副軍長，高淩雲為八十六師師長，張博學為榆林軍管會副主任。
大家一緻同意，并決定1949年6月1日發文，宣布為正式起義日。
6月1日上午10時，西北軍區獨立第一師開進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義官兵的熱烈歡迎。
6月14日，起義部隊第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參謀長張之因、第八十六師參謀長張博學及各團團長聯名通電，表示：與國民黨反動派完全斷絕關系，堅決擁護中國共産黨各項主張，服從中共中央、毛澤東、朱總司令及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之領導，依照民主原則，在指定地點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脫離黑暗，走向光明，永遠為人民服務。
7月11日，毛澤東、朱德複電左協中，對他們率部起義表示慰勉。
西北軍區派張達志等前往榆林，與起義部隊組成整編委員會，張達志為主任，高淩雲為副主任，依照協議将第二十二軍直屬隊及第八十六師三個團共4695人，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獨立第二師，由原國民黨軍第八十六師二五七團團長高淩雲任師長，西北軍區獨立第一師師長黃羅斌兼政治委員，原警備第二旅六團副團長李新國任參謀長。
獨立第二帥經過短期訓練後，于7月20日開赴三邊作戰，後轉戰甯夏。
胡宗南和青甯“二馬”在聯合反撲受挫後，共同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戰意圖和具體部署，企圖各自借助對方力量，互為犄角，聯合抗擊我之進攻，阻止我軍西進甘、甯、青或南下漢中。
但是，他們又各圖自保，準備在形勢不利時迅速後撤，以擺脫被殲的命運。
他們的作戰意圖是： 第一，馬鴻逵、馬步芳兩部擔任西蘭公路兩側永壽、麟遊地區的守備、胡宗南部擔任武功以西，渭河兩岸袋形地帶的守備，如果共軍的主力使用于西蘭公路方面時，馬家軍退到旬邑、彬縣、麟遊地區固守。
胡宗南的部隊，由扶風方面出擊，策應馬家軍作戰。
如果共軍主力指向扶風、武功方面時，胡宗南部撤退到千河西岸固守，馬家軍由麟遊方面南下，攻擊共軍的側背，将深入的共軍包圍于袋形地帶而殲滅之。
如果共軍華北兵團與西北野戰軍會合，同時指向胡、馬兩軍當面時，即節節撤退到彬縣、麟遊、千陽、寶雞之線既設陣地，進行大規模的決戰防禦。
第二，馬敦靜軍的兩個步兵師，一個騎兵旅，位于乾縣以西西蘭公路以北地區；馬繼援軍的三個步兵師，一個騎兵旅，位于西蘭公路及其以南永壽、麟遊地區；馬敦靜、馬繼援兩軍歸西北軍政長官部指揮。
黃祖壎軍的第一九一師歸第一一九軍軍長王治岐指揮，該軍開往扶風、武功地區，歸西安綏靖公署指揮，加強袋形地帶的守備。
西安綏署以三個軍的兵力，守備于扶風、眉縣地區；以三個軍的兵力，位于眉縣、寶雞南秦嶺北麓各山口，封鎖秦嶺，相機出擊，策應袋形地帶的作戰。
第三，胡、馬兩部作戰地境為麟遊南山分水嶺之線，線上屬馬家軍。
1949年6月下旬，敵西安綏靖公署根據上述作戰意圖所确定的軍隊部署是：第一一九軍第二四四師沿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