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死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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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芳、馬鴻逵所部2400餘人，收複了環縣、定邊、安邊等地，打擊了青海、甯夏二馬集團，更加孤立了胡宗南。
西北野戰軍1947年11月進攻榆林時，又與甯夏馬家軍進行了一次較量。
當我西北野戰軍圍攻榆林時，綏遠傅作義奉蔣命石令，派暫編十七師由紮薩旗南進援榆；甯夏馬鴻逵亦按照蔣介石的命令，以整編十八師、騎兵第十旅和甯夏保安團等組成的“甯夏援榆兵團”，由其子馬敦靜親自指揮，從定邊出發東進。
彭總對敵人增援情況做了一番分析後，鎮定地說：“命令部隊加速坑道工程，但更要保證工程質量，做到裝藥位置準确。
” 11月8日上午，魁星樓附近兩條分别長60公尺和120公尺的坑道挖成了。
彭總随即下達了當晚爆破攻城的命令，并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等待着前沿陣地消息。
敵守軍聽到我軍坑道作業的情況時，大為不安，因為他們清楚，隻要城牆被轟開一處，解放軍則會象洪水一般地湧進城來。
敵守城指揮官左世充一面向有關方面連發急電，催促援軍趕快到來，一面采取各種防禦措施，竭力破壞我軍的坑道作業。
他還向市民征用大量的布袋和瓷甕，以備裝沙堵塞坑道和聽音偵察之用。
這位指揮官平素迷信濟公佛會保佑自己，且常說：“事到着急處，就有出奇處”。
他期盼在此緊急關頭會有奇迹出現。
敵軍加緊進行反坑道作戰，雖付出了極大努力，但毫無效果。
此時，城内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仿佛城破即在眼前。
一天，敵高淩雲團特務排的一個士兵，突然神經失常，在住的窯洞（距南城不遠）裡打起槍來，并大喊：“八路軍挖開地洞了！”該排排長聽到之後，不問青紅皂白，端起機槍就向洞内猛掃。
這些槍聲和訛傳，頓時驚動了全城。
敵指揮官查知此事是由士兵神經過于緊張所緻，怒不可遏，将二人以“玩忽職守”罪名，就地“正法”。
11月8日夜，月色朦胧，敵軍為了給飛機作标志，在城内燃燒起炭火籠，滿城星星點點。
晚11時，突然有十多發炮彈落在魁星樓和南城樓上，接着，震天動地般地“轟隆”兩聲，南城牆東段被炸毀，飛塵蔽天，城上守兵多被震暈。
敵指揮官從睡夢中驚醒，急忙命令部隊以密集火力向被炸開的缺口射擊，同時調集防守部隊用預先準備好的沙袋堵補缺口，阻止我軍突入。
兩聲巨響過後，彭總急忙抓起電話，向前線部隊指揮員詢問道：“爆炸位置準不準？炸開多大的口子？突擊部隊上去了沒有？是那個部隊上去的？上去了多少人？” 彭總仔細聽着電話裡的聲音，雙眉越皺越緊，臉色越來越陰沉。
最後，他說了聲：“你們要親自到前面去，趕快把情況搞清楚！” 他猛地放下電話，然後背操兩手，不停地在窯洞裡走來走去……“叮呤呤……”電話鈴響了。
彭總接到一縱隊的報告說：獨一旅的坑道爆破成功，在城牆上炸開了一道20公尺寬的口子。
但因突擊部隊沒有及時查清爆破效果，贻誤了戰機。
等他們發覺城牆确實炸開，準備組織沖擊時，爆破口已被敵人強大火力封鎖了。
接着，新四旅又在電話上報告，他們在坑道内放置的炸藥在爆炸時偏離了城牆三、四公尺，雖然沒有炸開城牆缺口，但卻震昏了守城的敵軍，如果突擊部隊乘機立即登城，仍然可以得手。
可是，突擊部隊距離爆破點過遠，失掉了戰機。
彭總壓住了火，在電話裡并沒有批評他們，隻是痛心地說：“攻城的炸藥，是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從一、二千裡之外，人背馬馱辛辛苦苦運來的，我們辜負了友鄰部隊的支援。
要很好地組織大家學習和總結這次經驗教訓。
” 這句話，對于攻城部隊來說，比受到一頓批評還要難受。
正當我軍準備繼續挖掘坑道再行爆破的時候，綏遠傅作義的援兵和甯夏馬鴻逵的援兵，已經接近榆林。
彭總立即決定除以少數部隊監視榆林外，集中主力，首先消滅甯馬援軍。
11月11日，甯夏馬鴻逵部共3.5萬人抵達五道河子、孟家灣一帶。
馬鴻逵剛接到蔣介石援榆的電令後，曾躊躇猶豫，既怕援榆損兵折将，減弱自己的力量，又怕違抗蔣介石命令，要受責處。
馬鴻逵再三思考，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即隻派整編第十八師暫編第九旅并配屬一個騎兵團去敷衍一下，而主力不動。
命令下達後，暫編第九旅旅長盧忠良卻向馬鴻逵建議說：“解放軍善于圍城打援，去的部隊少了，會被吃掉；要去就得多去些，否則，不但不能完成解圍的任務，對整個甯夏的影響也不好。
” 馬鴻逵再次考慮後，采納了這個建議，決定出動甯夏主力部隊殺奔榆林。
他還指派次子馬敦靜（整編第十八師師長）擔任指揮官，率領的援榆部隊有：暫編第九旅旅長盧忠良部三個團（附保安第二團），整編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長馬光宗三個團（附保安第五團），整編騎兵第十旅旅長馬敦厚（馬鴻逵之長子）部三個團；甯夏保安部隊一縱隊馬全良部兩個團，另外還有一些炮兵、騎兵、工兵部隊。
除此之外，還征集駱駝約1000多隻，分屬各部隊，随軍前進，負責運輸。
馬鴻逵此次決定出動主力部隊解圍榆林，并派出他兩個兒子，還有一個目的是，企圖借此機會顯示一下甯夏部隊的力量，并讓他的兒子出頭露面，以提高他們在部隊中的威信，好向蔣介石邀功請賞，鞏固自己土皇帝的地位。
馬鴻逵的援軍出發後，開始時的行進速度緩慢，每天隻走五六十華裡。
蔣介石聞知，派飛機給馬敦靜空投手谕，敦促加速進軍。
馬軍在巴兔灣附近休息後，加快了行軍速度。
中途，馬軍與我軍的一隊偵察騎兵發生遭遇戰鬥。
馬敦靜從我軍一名犧 牲的幹部身上得到一份報告。
上面說：“馬匪到達巴兔灣一帶的隻是騎兵一部，已停止前進，似再不敢東犯”。
馬敦靜判斷我軍尚未發現援軍的情況，便命令部隊加速向榆林方面前進，于11月13日，抵達了榆林西北120華裡的元大灘。
馬軍在元大灘東20華裡的野茅灘與我軍一部接火。
激戰約五個小時後，馬敦靜得知我軍主力趕來，下令先頭部隊仍撤回元大灘，并連夜構築工事，組織防禦。
與此同時，馬軍還派出兩個騎兵團在兩翼搜索情報，尋找有利時機，爾後全力反撲。
馬軍在元大灘以該地的村落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構築了環形防禦陣地。
在環形陣地上配置了八個步兵團（盧忠良四個團、馬光宗四個團），核心陣地上配置了馬全良部兩個團，騎兵配置在兩翼，擔任掩護。
11月14日下午5時，我軍從三面包圍了馬軍。
晚7時，我軍主力部隊向馬軍陣地發動進攻。
雙方先使用輕重火力射擊，繼之用刺刀和鐵鍬、洋鎬撕殺。
雙方正打得難分難解時，敵核心陣地内突然槍聲亂發，一片混亂。
馬敦靜以為解放軍直搗核心，陣地已被突破，吓得魂飛魄散。
事後查明，原來是敵第一六八旅第五零二團的營長李壽春的戰馬脫缰，飼養兵追馬，陣地守軍連問口令不答，即開槍射擊，于是導緻敵軍内部一場混戰。
敵軍激戰一夜，終于抵擋不住我軍攻勢，于15日9時西撤。
我第三縱隊乘勝追擊，擊潰敵一個團。
馬軍西逃，我軍主力準備重返榆林繼續攻城，可得到情報說，馬匪并未逃遠，隻是繞道沙漠，竄到了榆林城北的廟嘴子、三道河子，與鄧寶珊帶領的暫編十七師會合。
根據新的情況，彭總決定主力南撤，到響水堡、黨家岔、魚河堡地區休整待機。
11月18日，野戰軍司令部移駐響水堡西南二十裡的趙家峁。
20日，馬敦靜、鄧寶珊帶的兩路援軍，開進了榆林。
西北野戰軍司令部在趙家峁住了半個月。
在此期間，彭總領導大家認真總結了第二次進攻榆林的經驗教訓。
在一次會議上，彭總說：“這一次榆林沒有拿下來，我彭德懷是有責任的。
我們把有利條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條件想得少了。
我們對榆林城敵人防禦的加強也估計不足，對甯夏馬鴻逵集團傾巢出動遠道援榆，更是估計不足。
主觀上想拿下榆林，掃掉北線的一個障礙，保證黨中央機關的安全，為爾後主力南下轉到外線作戰解除後顧之憂，結果卻事與願違。
” 他語意深長地接着指出：“帶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來不得半點主觀主義。
辦任何事情，都不能從想當然出發。
” 這次攻打榆林，我軍斃傷俘敵6800餘人，自身傷亡4300餘人。
從全局來看，如當時不打榆林，部隊可以多一些時間休整，對以後的作戰會更加有利。
彭德懷後來在《關于陝北九個月作戰的基本總結》中有這樣一段話：十月打了清澗後應該體整南下，但犯了一個錯誤，去打榆林。
這時我們估計：馬軍不會怎樣積極增援，胡軍來不及；以後又沒多少機會來打；打開了又可以得很多東西。
這樣一想，便以為大概可如意而得。
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國民黨的精銳力量已基本消滅，蔣介石為了保住西北作為殘喘之地，極力拉攏青、甯兩馬，企圖做垂死掙紮。
青、甯兩馬一時得意忘形，野心惡性膨脹，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們狂言：“解放軍沒有什麼了不起！” 看來，馬家軍與第一野戰軍之間空前激烈的較量隻是時間問題了。
西北野戰軍1947年11月進攻榆林時，又與甯夏馬家軍進行了一次較量。
當我西北野戰軍圍攻榆林時，綏遠傅作義奉蔣命石令，派暫編十七師由紮薩旗南進援榆；甯夏馬鴻逵亦按照蔣介石的命令，以整編十八師、騎兵第十旅和甯夏保安團等組成的“甯夏援榆兵團”，由其子馬敦靜親自指揮，從定邊出發東進。
彭總對敵人增援情況做了一番分析後，鎮定地說：“命令部隊加速坑道工程，但更要保證工程質量，做到裝藥位置準确。
” 11月8日上午，魁星樓附近兩條分别長60公尺和120公尺的坑道挖成了。
彭總随即下達了當晚爆破攻城的命令，并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等待着前沿陣地消息。
敵守軍聽到我軍坑道作業的情況時，大為不安，因為他們清楚，隻要城牆被轟開一處，解放軍則會象洪水一般地湧進城來。
敵守城指揮官左世充一面向有關方面連發急電，催促援軍趕快到來，一面采取各種防禦措施，竭力破壞我軍的坑道作業。
他還向市民征用大量的布袋和瓷甕，以備裝沙堵塞坑道和聽音偵察之用。
這位指揮官平素迷信濟公佛會保佑自己，且常說：“事到着急處，就有出奇處”。
他期盼在此緊急關頭會有奇迹出現。
敵軍加緊進行反坑道作戰，雖付出了極大努力，但毫無效果。
此時，城内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仿佛城破即在眼前。
一天，敵高淩雲團特務排的一個士兵，突然神經失常，在住的窯洞（距南城不遠）裡打起槍來，并大喊：“八路軍挖開地洞了！”該排排長聽到之後，不問青紅皂白，端起機槍就向洞内猛掃。
這些槍聲和訛傳，頓時驚動了全城。
敵指揮官查知此事是由士兵神經過于緊張所緻，怒不可遏，将二人以“玩忽職守”罪名，就地“正法”。
11月8日夜，月色朦胧，敵軍為了給飛機作标志，在城内燃燒起炭火籠，滿城星星點點。
晚11時，突然有十多發炮彈落在魁星樓和南城樓上，接着，震天動地般地“轟隆”兩聲，南城牆東段被炸毀，飛塵蔽天，城上守兵多被震暈。
敵指揮官從睡夢中驚醒，急忙命令部隊以密集火力向被炸開的缺口射擊，同時調集防守部隊用預先準備好的沙袋堵補缺口，阻止我軍突入。
兩聲巨響過後，彭總急忙抓起電話，向前線部隊指揮員詢問道：“爆炸位置準不準？炸開多大的口子？突擊部隊上去了沒有？是那個部隊上去的？上去了多少人？” 彭總仔細聽着電話裡的聲音，雙眉越皺越緊，臉色越來越陰沉。
最後，他說了聲：“你們要親自到前面去，趕快把情況搞清楚！” 他猛地放下電話，然後背操兩手，不停地在窯洞裡走來走去……“叮呤呤……”電話鈴響了。
彭總接到一縱隊的報告說：獨一旅的坑道爆破成功，在城牆上炸開了一道20公尺寬的口子。
但因突擊部隊沒有及時查清爆破效果，贻誤了戰機。
等他們發覺城牆确實炸開，準備組織沖擊時，爆破口已被敵人強大火力封鎖了。
接着，新四旅又在電話上報告，他們在坑道内放置的炸藥在爆炸時偏離了城牆三、四公尺，雖然沒有炸開城牆缺口，但卻震昏了守城的敵軍，如果突擊部隊乘機立即登城，仍然可以得手。
可是，突擊部隊距離爆破點過遠，失掉了戰機。
彭總壓住了火，在電話裡并沒有批評他們，隻是痛心地說：“攻城的炸藥，是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從一、二千裡之外，人背馬馱辛辛苦苦運來的，我們辜負了友鄰部隊的支援。
要很好地組織大家學習和總結這次經驗教訓。
” 這句話，對于攻城部隊來說，比受到一頓批評還要難受。
正當我軍準備繼續挖掘坑道再行爆破的時候，綏遠傅作義的援兵和甯夏馬鴻逵的援兵，已經接近榆林。
彭總立即決定除以少數部隊監視榆林外，集中主力，首先消滅甯馬援軍。
11月11日，甯夏馬鴻逵部共3.5萬人抵達五道河子、孟家灣一帶。
馬鴻逵剛接到蔣介石援榆的電令後，曾躊躇猶豫，既怕援榆損兵折将，減弱自己的力量，又怕違抗蔣介石命令，要受責處。
馬鴻逵再三思考，想了一個“兩全”的辦法，即隻派整編第十八師暫編第九旅并配屬一個騎兵團去敷衍一下，而主力不動。
命令下達後，暫編第九旅旅長盧忠良卻向馬鴻逵建議說：“解放軍善于圍城打援，去的部隊少了，會被吃掉；要去就得多去些，否則，不但不能完成解圍的任務，對整個甯夏的影響也不好。
” 馬鴻逵再次考慮後，采納了這個建議，決定出動甯夏主力部隊殺奔榆林。
他還指派次子馬敦靜（整編第十八師師長）擔任指揮官，率領的援榆部隊有：暫編第九旅旅長盧忠良部三個團（附保安第二團），整編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長馬光宗三個團（附保安第五團），整編騎兵第十旅旅長馬敦厚（馬鴻逵之長子）部三個團；甯夏保安部隊一縱隊馬全良部兩個團，另外還有一些炮兵、騎兵、工兵部隊。
除此之外，還征集駱駝約1000多隻，分屬各部隊，随軍前進，負責運輸。
馬鴻逵此次決定出動主力部隊解圍榆林，并派出他兩個兒子，還有一個目的是，企圖借此機會顯示一下甯夏部隊的力量，并讓他的兒子出頭露面，以提高他們在部隊中的威信，好向蔣介石邀功請賞，鞏固自己土皇帝的地位。
馬鴻逵的援軍出發後，開始時的行進速度緩慢，每天隻走五六十華裡。
蔣介石聞知，派飛機給馬敦靜空投手谕，敦促加速進軍。
馬軍在巴兔灣附近休息後，加快了行軍速度。
中途，馬軍與我軍的一隊偵察騎兵發生遭遇戰鬥。
馬敦靜從我軍一名犧 牲的幹部身上得到一份報告。
上面說：“馬匪到達巴兔灣一帶的隻是騎兵一部，已停止前進，似再不敢東犯”。
馬敦靜判斷我軍尚未發現援軍的情況，便命令部隊加速向榆林方面前進，于11月13日，抵達了榆林西北120華裡的元大灘。
馬軍在元大灘東20華裡的野茅灘與我軍一部接火。
激戰約五個小時後，馬敦靜得知我軍主力趕來，下令先頭部隊仍撤回元大灘，并連夜構築工事，組織防禦。
與此同時，馬軍還派出兩個騎兵團在兩翼搜索情報，尋找有利時機，爾後全力反撲。
馬軍在元大灘以該地的村落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構築了環形防禦陣地。
在環形陣地上配置了八個步兵團（盧忠良四個團、馬光宗四個團），核心陣地上配置了馬全良部兩個團，騎兵配置在兩翼，擔任掩護。
11月14日下午5時，我軍從三面包圍了馬軍。
晚7時，我軍主力部隊向馬軍陣地發動進攻。
雙方先使用輕重火力射擊，繼之用刺刀和鐵鍬、洋鎬撕殺。
雙方正打得難分難解時，敵核心陣地内突然槍聲亂發，一片混亂。
馬敦靜以為解放軍直搗核心，陣地已被突破，吓得魂飛魄散。
事後查明，原來是敵第一六八旅第五零二團的營長李壽春的戰馬脫缰，飼養兵追馬，陣地守軍連問口令不答，即開槍射擊，于是導緻敵軍内部一場混戰。
敵軍激戰一夜，終于抵擋不住我軍攻勢，于15日9時西撤。
我第三縱隊乘勝追擊，擊潰敵一個團。
馬軍西逃，我軍主力準備重返榆林繼續攻城，可得到情報說，馬匪并未逃遠，隻是繞道沙漠，竄到了榆林城北的廟嘴子、三道河子，與鄧寶珊帶領的暫編十七師會合。
根據新的情況，彭總決定主力南撤，到響水堡、黨家岔、魚河堡地區休整待機。
11月18日，野戰軍司令部移駐響水堡西南二十裡的趙家峁。
20日，馬敦靜、鄧寶珊帶的兩路援軍，開進了榆林。
西北野戰軍司令部在趙家峁住了半個月。
在此期間，彭總領導大家認真總結了第二次進攻榆林的經驗教訓。
在一次會議上，彭總說：“這一次榆林沒有拿下來，我彭德懷是有責任的。
我們把有利條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條件想得少了。
我們對榆林城敵人防禦的加強也估計不足，對甯夏馬鴻逵集團傾巢出動遠道援榆，更是估計不足。
主觀上想拿下榆林，掃掉北線的一個障礙，保證黨中央機關的安全，為爾後主力南下轉到外線作戰解除後顧之憂，結果卻事與願違。
” 他語意深長地接着指出：“帶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來不得半點主觀主義。
辦任何事情，都不能從想當然出發。
” 這次攻打榆林，我軍斃傷俘敵6800餘人，自身傷亡4300餘人。
從全局來看，如當時不打榆林，部隊可以多一些時間休整，對以後的作戰會更加有利。
彭德懷後來在《關于陝北九個月作戰的基本總結》中有這樣一段話：十月打了清澗後應該體整南下，但犯了一個錯誤，去打榆林。
這時我們估計：馬軍不會怎樣積極增援，胡軍來不及；以後又沒多少機會來打；打開了又可以得很多東西。
這樣一想，便以為大概可如意而得。
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國民黨的精銳力量已基本消滅，蔣介石為了保住西北作為殘喘之地，極力拉攏青、甯兩馬，企圖做垂死掙紮。
青、甯兩馬一時得意忘形，野心惡性膨脹，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們狂言：“解放軍沒有什麼了不起！” 看來，馬家軍與第一野戰軍之間空前激烈的較量隻是時間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