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雄師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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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野戰軍是在陝甘甯晉綏聯防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玩弄和談陰謀之曆史關頭，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命令晉綏部隊“風雨無阻”進擊，連克數城。
在卓資山，賀龍下令“全殲守敵，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卻向兔子一樣溜掉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最早是在陝甘甯晉綏聯防軍的基礎上組建發展起來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在德軍橫掃西、北歐取得暫時勝利的刺激下，決心乘美國戰備尚未完成、英國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奪取英、美、法、荷等國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月23日，日軍大本營和政府的聯席會議決定了《伴随世界形勢進展對時局處理綱要》，聲稱：“為了應付變化着的世界形勢，應迅速解決中國事變，并抓住有利時機解決南方問題”，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日軍大本營陸軍部遂開始研究南方作戰計劃，海軍則進行對英、美的作戰準備。
9月，德、意、日在柏林簽訂了同盟條約，三國侵略同盟進一步得到鞏固，從而加劇了日本與英、美的矛盾。
由于中國抗戰消耗和牽制了大量日軍，在國際反法西斯戰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為了利用中國抗戰遏制日本南進，遂由推行犧牲中國利益的“東方慕尼黑”政策，轉為采取積極支持中國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放手南進，急謀在鞏固其侵華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結束對中國的戰争或穩定在中國的戰局，并把中國變為它南進的後方補給基地，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于是，日軍一方面繼續加緊對國民黨的誘降、逼降活動，另一方面集中對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加頻繁、更加殘酷的“掃蕩”、“清鄉”、“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
随着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國民黨當權者動搖于英美與日本之間，“左右逢源”，既想借與日本談判，以壓英美等國給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持中國抗戰，與日本讨價還價。
同時，國民黨看到日軍在中國戰場上重點打擊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因而決心繼續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
他們策劃了圍殲新四軍的陰謀，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還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内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但遭到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的斷然拒絕。
在1941年至1942年，不僅日軍極其頻繁地“掃蕩”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而且國民黨頑固派軍隊也加緊對根據地的包圍封鎖，有的一部分部隊還以所謂“曲線救國”的名義投降日軍，改編為僞軍，配合日軍進攻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在日、僞、頑的夾擊下，八路軍傷亡很大，部隊大量減員，根據地日益縮小，根據地财政經濟發生了極大困難。
毛澤東在回顧當時困難情景時說：“我們曾經弄得幾乎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們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他曾把經濟困難比做“抗日航船今後的暗礁”。
當時，陝甘甯邊區處境更加艱難。
陝甘甯邊區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工農紅軍創建的一個革命根據地，全區北起長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盤山脈，東臨黃河，南北長近500公裡，東西寬約400公裡，有23個縣，人口約150萬，面積達12.9萬多平方公裡。
抗日戰争爆發後，國民黨口頭上承認邊區是國民政府的一個特區，邊區蘇維埃政府更名為陝甘甯邊區政府。
陝甘甯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戰争敵後戰場的指揮中樞，是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政治領導中心，是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總後方。
正因如此，日、僞、頑加緊了對陝甘甯邊區的封鎖，使陝甘甯邊區軍民忍受着巨大的困難。
在嚴重困難關頭，毛澤東高瞻遠矚，指出目前困難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軍隊和政府要依靠群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渡過難關。
他根據當時陝甘甯邊區的實際情況，醞釀對陝甘甯邊區的部隊做一些調整，使軍隊統一，黨政軍關系協調。
陝甘甯邊區的部隊有一二零師的，有留守兵團的，有邊區保安司令部的，指揮、組織很不統一，不适應保衛邊區的需要，而且這些部隊在處理軍隊與地方，黨和政府的關系上存在一些問題，毛澤東想找一個威望高的人來解決這個矛盾。
他想成立陝甘甯晉綏聯防軍，調部分晉西北的部隊過來，與陝甘甯邊區的部隊統一組成，但是，誰能擔此重任呢？在如此複雜的形勢和嚴重的困難面前，這個人既要能征善戰，又要會處理各種關系，在軍隊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還要會理财，能幫助邊區渡過經濟難關。
毛澤東一連想了幾天，終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選。
他就是當時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晉西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
賀龍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
在軍閥割據的年代，這個沒有一點後台的民軍領袖竟當上了鎮守使，後來成為中将軍長；在國民黨将屠刀砍向共産黨員的時候，這位國民黨将軍卻率部起義，參加了共産黨；他用兵多謀，打仗真有點邪呼，令國民黨軍、日寇不得不豎起大拇指…… 賀龍早年兩把菜刀鬧革命，流傳甚廣。
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曾說：“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
我們現在不隻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幹不起來嗎？”毛澤東所說的“兩把菜刀起家”，指的是賀龍參加中華革命黨以後投身民主革命的事。
1914年，賀龍由執教于桑植高等小學的中華革命黨人陳圖南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投入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賣國求榮的鬥争。
桑植縣中華革命黨組織向賀龍提出了三項任務： 一是懲殺本縣大劣紳朱海珊。
賀龍爽快地答應并完成了任務。
二是帶隊伍當團總，準備應變。
但賀龍說：“我恨的就是團總，我不幹！”盡管陳圖南一再解釋，賀龍最後還是拒絕了。
三是派人到警備隊當兵，了解情況。
賀龍派幾個人打入了警備隊。
不久，中華革命黨又命令賀龍到石門、沅陵兩縣的團防局和巡防軍中去策反，煽動嘩變，組織反袁武裝。
賀龍到沅陵後以交友結拜為名，秘密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準備奪槍舉義，但後來被人洩露了機密，賀龍隻得連夜逃走。
當賀龍跑到與大庸縣交界的地方時，十幾個土匪把賀龍當成“肉票”捉到熊壁岩賈家大院。
碰巧，沅陵警備隊前來襲擊土匪，将土匪和賀龍一同抓到沅陵，關進監牢。
在審訊中，土匪說賀龍是抓來的“肉票”，因而賀龍沒有被殺。
賀龍一再聲稱自己是“販羊人”，縣衙裡的貪官覺得有油水可撈，便反誣賀龍通匪不予釋放，并放出可以出錢贖人的口風。
消息傳到了桑植，賀龍的父親忙帶人趕到沅陵，用錢買通官府，把賀龍保釋出來。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悍然宣布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31日又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登基當皇帝。
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發表了《讨袁宣言》，聯絡各地革命力量舉行武裝起義。
賀龍奉命到石門縣泥沙鎮策動兵變。
泥沙鎮地處湖南石門縣與湖北鶴峰縣交界的大山中，有200多戶人家，近千人口。
民國初年豪紳子弟出身的唐榮陽當了湖南省督軍署的警察隊長，他利用權勢串通石門縣地方勢力在泥沙鎮設立了團防局，讓他的胞弟唐臣之當了局長，團防局有80多支槍。
此人在泥沙鎮一手遮天，無惡不作。
賀龍當騾子客時，多次來往于泥沙鎮，熟悉當地情況，在當地幫會、客商和士兵中有些朋友。
1916年1月，賀龍與姐夫谷績廷等十幾個人來到泥沙鎮，恰巧大庸縣的革命黨人羅占侯也派了一個叫吳佩卿的人前來泥沙奪槍。
賀龍以前也認識吳，兩人遂商定了奪槍計劃，具體辦法是：吳佩卿設賭局誘團丁聚賭；賀龍擺宴席邀團防局中相識的人赴宴，使團防局無人防守，趁機奪槍。
就這樣，賀龍他們一槍未放，繳獲了20多支長槍，并拉起了一支農民武裝。
他們乘勝沖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鎮和皂市，奪了那裡團防局的40多支槍，一下子隊伍發展到300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獨立軍”的旗号。
賀龍率領這支隊伍與附近幾個縣的各路義軍聯合起來，人數達萬餘，浩浩蕩蕩地向保袁武裝駐守的石門縣城發起進攻。
但這支民軍是一哄而起的，不僅毫無訓練，槍彈又少，而且缺乏組織紀律，所以攻打石門縣城兩次未果後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聲勢浩大的民軍迅即解體。
1916年3月16日，賀龍約了20多個青壯年，帶了一支火槍、三把馬刀、三把菜刀，連夜奔往芭茅溪，會合了預先派來的偵察人員，深夜摸進鹽局稅卡，打死了頭目，繳獲了12支槍，并把倉庫打開，把财物和鹽巴分給群衆。
賀龍這一行動，深受群衆的擁護，很多窮人參加了賀龍的隊伍。
接着，賀龍又率領民軍打下了分水嶺團防分局，打開了溪河鹽局，聲勢大振。
1916年春，護國軍一部開進湘西，各路民軍與護國軍聯手與擁袁軍隊作戰。
大庸縣革命黨人、民軍首領羅占侯派人來到洪家關，協助賀龍召開桑植縣讨袁軍成立大會。
會上，賀龍被推舉為桑植讨袁護國軍總指揮。
後來，孫中山派程潛回到湖南，召開全省讨袁大會，并就任湖南護國軍總司令，統一全省的護國軍。
賀龍率領的民軍正式編為護國軍序列，賀龍被任命為湘西護國軍左翼第一梯團第二營營長。
然而，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之中，賀龍被錯綜複雜的政治鬥争搞得十分迷惘，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帶着兩名随從、三支短槍返回了洪家關。
回家不久，賀龍收到了一封從長沙寄來的信。
在湖南政法學堂讀書的堂兄賀連元來信邀他去長沙商讨革命大事。
賀龍到長沙後，湖南省的中華革命黨組織正以“正誼社”名義進行革命活動，準備利用辛亥革命元勳黃興遷葬長沙的機會，反對湖南省督軍譚延闿.賀龍和羅占侯、賀連元走訪中華革命黨人林德軒，正巧正誼社主要領導人都在那裡，他們對賀龍表示歡迎。
林德軒是湖南石門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他早就聽說過賀龍的所做所為，對賀龍很為賞識。
他說：“你賀雲卿有雲，雲從龍，改名叫賀龍嘛！” 在座的都表示贊同，從此賀文常改名賀龍。
1917年下半年，賀龍奉命返回湘西發動武裝鬥争，他很快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隊伍，擔任了湘西護法軍遊擊司令，并與其他護法軍一起攻擊侵入湖南的北洋軍閥部隊。
12月，賀龍率部随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溶川開進常德，準備入鄂援助反對北京政府的武裝。
這時，湘南護法軍總司令林修梅派左翼遊擊司令羅福龍來找賀龍。
張溶川懷疑賀龍将率部去湘南投靠林修梅， 遂以會談為名，将賀龍、羅福龍扣押，吞并了賀龍的部隊。
賀龍被關押了7天後釋放了，對此他感到很難過。
父親賀士道來常德看他，見他剛剛出獄，心情不好，勸他回鄉務農，圖個平安。
但賀龍投身革命的決心已定，反而耐心地說服了老人。
考慮到他的部隊被吞并後，不少人離隊回家了，于是賀龍離開常德，返回桑植打算重新組織隊伍。
有一天，賀龍走到桃源縣和慈利縣交界的兩水井時，碰見一個滿頭大汗的小夥子。
這位小夥子向賀龍打聽：“請問大哥，去洪家關怎麼走？” 賀龍一聽，心裡一動，忙問道：“小夥子，你去洪家關有什麼事嗎？” “我爺爺讓我去找賀雲卿。
他說，賀雲卿很仗義，跟上他，爺爺就放心了。
”小夥子回答道。
“你爺爺是那一位？” “我爺爺叫吳佩卿，當年曾和賀雲卿一起在泥沙奪槍。
我是他的侄孫兒吳玉霖。
” 賀龍微微一笑，說：“我就是你要我的人，不過，我現在不叫賀雲卿，改名叫賀龍了。
” 吳玉霖沒想到眼前這個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人，就是爺爺的好朋友，一下子愣住了。
過了一會，吳玉霖突然雙膝跪地，說：“賀叔祖，受孫兒一拜！” 賀龍急忙上前攙起吳玉霖，說：“不要從佩卿那裡排輩份，我們年紀差
在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和玩弄和談陰謀之曆史關頭，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命令晉綏部隊“風雨無阻”進擊，連克數城。
在卓資山，賀龍下令“全殲守敵，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卻向兔子一樣溜掉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最早是在陝甘甯晉綏聯防軍的基礎上組建發展起來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在德軍橫掃西、北歐取得暫時勝利的刺激下，決心乘美國戰備尚未完成、英國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進政策，奪取英、美、法、荷等國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月23日，日軍大本營和政府的聯席會議決定了《伴随世界形勢進展對時局處理綱要》，聲稱：“為了應付變化着的世界形勢，應迅速解決中國事變，并抓住有利時機解決南方問題”，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日軍大本營陸軍部遂開始研究南方作戰計劃，海軍則進行對英、美的作戰準備。
9月，德、意、日在柏林簽訂了同盟條約，三國侵略同盟進一步得到鞏固，從而加劇了日本與英、美的矛盾。
由于中國抗戰消耗和牽制了大量日軍，在國際反法西斯戰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為了利用中國抗戰遏制日本南進，遂由推行犧牲中國利益的“東方慕尼黑”政策，轉為采取積極支持中國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放手南進，急謀在鞏固其侵華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結束對中國的戰争或穩定在中國的戰局，并把中國變為它南進的後方補給基地，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于是，日軍一方面繼續加緊對國民黨的誘降、逼降活動，另一方面集中對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加頻繁、更加殘酷的“掃蕩”、“清鄉”、“蠶食”和“治安強化運動”，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制造無人區。
随着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國民黨當權者動搖于英美與日本之間，“左右逢源”，既想借與日本談判，以壓英美等國給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持中國抗戰，與日本讨價還價。
同時，國民黨看到日軍在中國戰場上重點打擊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因而決心繼續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
他們策劃了圍殲新四軍的陰謀，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還命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内全部開赴黃河以北，但遭到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的斷然拒絕。
在1941年至1942年，不僅日軍極其頻繁地“掃蕩”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而且國民黨頑固派軍隊也加緊對根據地的包圍封鎖，有的一部分部隊還以所謂“曲線救國”的名義投降日軍，改編為僞軍，配合日軍進攻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在日、僞、頑的夾擊下，八路軍傷亡很大，部隊大量減員，根據地日益縮小，根據地财政經濟發生了極大困難。
毛澤東在回顧當時困難情景時說：“我們曾經弄得幾乎沒有衣穿，沒有飯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們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他曾把經濟困難比做“抗日航船今後的暗礁”。
當時，陝甘甯邊區處境更加艱難。
陝甘甯邊區是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工農紅軍創建的一個革命根據地，全區北起長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盤山脈，東臨黃河，南北長近500公裡，東西寬約400公裡，有23個縣，人口約150萬，面積達12.9萬多平方公裡。
抗日戰争爆發後，國民黨口頭上承認邊區是國民政府的一個特區，邊區蘇維埃政府更名為陝甘甯邊區政府。
陝甘甯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戰争敵後戰場的指揮中樞，是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政治領導中心，是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總後方。
正因如此，日、僞、頑加緊了對陝甘甯邊區的封鎖，使陝甘甯邊區軍民忍受着巨大的困難。
在嚴重困難關頭，毛澤東高瞻遠矚，指出目前困難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軍隊和政府要依靠群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渡過難關。
他根據當時陝甘甯邊區的實際情況，醞釀對陝甘甯邊區的部隊做一些調整，使軍隊統一，黨政軍關系協調。
陝甘甯邊區的部隊有一二零師的，有留守兵團的，有邊區保安司令部的，指揮、組織很不統一，不适應保衛邊區的需要，而且這些部隊在處理軍隊與地方，黨和政府的關系上存在一些問題，毛澤東想找一個威望高的人來解決這個矛盾。
他想成立陝甘甯晉綏聯防軍，調部分晉西北的部隊過來，與陝甘甯邊區的部隊統一組成，但是，誰能擔此重任呢？在如此複雜的形勢和嚴重的困難面前，這個人既要能征善戰，又要會處理各種關系，在軍隊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還要會理财，能幫助邊區渡過經濟難關。
毛澤東一連想了幾天，終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選。
他就是當時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晉西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
賀龍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
在軍閥割據的年代，這個沒有一點後台的民軍領袖竟當上了鎮守使，後來成為中将軍長；在國民黨将屠刀砍向共産黨員的時候，這位國民黨将軍卻率部起義，參加了共産黨；他用兵多謀，打仗真有點邪呼，令國民黨軍、日寇不得不豎起大拇指…… 賀龍早年兩把菜刀鬧革命，流傳甚廣。
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曾說：“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
我們現在不隻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幹不起來嗎？”毛澤東所說的“兩把菜刀起家”，指的是賀龍參加中華革命黨以後投身民主革命的事。
1914年，賀龍由執教于桑植高等小學的中華革命黨人陳圖南介紹，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投入反對袁世凱複辟帝制、賣國求榮的鬥争。
桑植縣中華革命黨組織向賀龍提出了三項任務： 一是懲殺本縣大劣紳朱海珊。
賀龍爽快地答應并完成了任務。
二是帶隊伍當團總，準備應變。
但賀龍說：“我恨的就是團總，我不幹！”盡管陳圖南一再解釋，賀龍最後還是拒絕了。
三是派人到警備隊當兵，了解情況。
賀龍派幾個人打入了警備隊。
不久，中華革命黨又命令賀龍到石門、沅陵兩縣的團防局和巡防軍中去策反，煽動嘩變，組織反袁武裝。
賀龍到沅陵後以交友結拜為名，秘密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準備奪槍舉義，但後來被人洩露了機密，賀龍隻得連夜逃走。
當賀龍跑到與大庸縣交界的地方時，十幾個土匪把賀龍當成“肉票”捉到熊壁岩賈家大院。
碰巧，沅陵警備隊前來襲擊土匪，将土匪和賀龍一同抓到沅陵，關進監牢。
在審訊中，土匪說賀龍是抓來的“肉票”，因而賀龍沒有被殺。
賀龍一再聲稱自己是“販羊人”，縣衙裡的貪官覺得有油水可撈，便反誣賀龍通匪不予釋放，并放出可以出錢贖人的口風。
消息傳到了桑植，賀龍的父親忙帶人趕到沅陵，用錢買通官府，把賀龍保釋出來。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悍然宣布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31日又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登基當皇帝。
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發表了《讨袁宣言》，聯絡各地革命力量舉行武裝起義。
賀龍奉命到石門縣泥沙鎮策動兵變。
泥沙鎮地處湖南石門縣與湖北鶴峰縣交界的大山中，有200多戶人家，近千人口。
民國初年豪紳子弟出身的唐榮陽當了湖南省督軍署的警察隊長，他利用權勢串通石門縣地方勢力在泥沙鎮設立了團防局，讓他的胞弟唐臣之當了局長，團防局有80多支槍。
此人在泥沙鎮一手遮天，無惡不作。
賀龍當騾子客時，多次來往于泥沙鎮，熟悉當地情況，在當地幫會、客商和士兵中有些朋友。
1916年1月，賀龍與姐夫谷績廷等十幾個人來到泥沙鎮，恰巧大庸縣的革命黨人羅占侯也派了一個叫吳佩卿的人前來泥沙奪槍。
賀龍以前也認識吳，兩人遂商定了奪槍計劃，具體辦法是：吳佩卿設賭局誘團丁聚賭；賀龍擺宴席邀團防局中相識的人赴宴，使團防局無人防守，趁機奪槍。
就這樣，賀龍他們一槍未放，繳獲了20多支長槍，并拉起了一支農民武裝。
他們乘勝沖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鎮和皂市，奪了那裡團防局的40多支槍，一下子隊伍發展到300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獨立軍”的旗号。
賀龍率領這支隊伍與附近幾個縣的各路義軍聯合起來，人數達萬餘，浩浩蕩蕩地向保袁武裝駐守的石門縣城發起進攻。
但這支民軍是一哄而起的，不僅毫無訓練，槍彈又少，而且缺乏組織紀律，所以攻打石門縣城兩次未果後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聲勢浩大的民軍迅即解體。
1916年3月16日，賀龍約了20多個青壯年，帶了一支火槍、三把馬刀、三把菜刀，連夜奔往芭茅溪，會合了預先派來的偵察人員，深夜摸進鹽局稅卡，打死了頭目，繳獲了12支槍，并把倉庫打開，把财物和鹽巴分給群衆。
賀龍這一行動，深受群衆的擁護，很多窮人參加了賀龍的隊伍。
接着，賀龍又率領民軍打下了分水嶺團防分局，打開了溪河鹽局，聲勢大振。
1916年春，護國軍一部開進湘西，各路民軍與護國軍聯手與擁袁軍隊作戰。
大庸縣革命黨人、民軍首領羅占侯派人來到洪家關，協助賀龍召開桑植縣讨袁軍成立大會。
會上，賀龍被推舉為桑植讨袁護國軍總指揮。
後來，孫中山派程潛回到湖南，召開全省讨袁大會，并就任湖南護國軍總司令，統一全省的護國軍。
賀龍率領的民軍正式編為護國軍序列，賀龍被任命為湘西護國軍左翼第一梯團第二營營長。
然而，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了軍閥混戰之中，賀龍被錯綜複雜的政治鬥争搞得十分迷惘，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帶着兩名随從、三支短槍返回了洪家關。
回家不久，賀龍收到了一封從長沙寄來的信。
在湖南政法學堂讀書的堂兄賀連元來信邀他去長沙商讨革命大事。
賀龍到長沙後，湖南省的中華革命黨組織正以“正誼社”名義進行革命活動，準備利用辛亥革命元勳黃興遷葬長沙的機會，反對湖南省督軍譚延闿.賀龍和羅占侯、賀連元走訪中華革命黨人林德軒，正巧正誼社主要領導人都在那裡，他們對賀龍表示歡迎。
林德軒是湖南石門人，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他早就聽說過賀龍的所做所為，對賀龍很為賞識。
他說：“你賀雲卿有雲，雲從龍，改名叫賀龍嘛！” 在座的都表示贊同，從此賀文常改名賀龍。
1917年下半年，賀龍奉命返回湘西發動武裝鬥争，他很快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隊伍，擔任了湘西護法軍遊擊司令，并與其他護法軍一起攻擊侵入湖南的北洋軍閥部隊。
12月，賀龍率部随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溶川開進常德，準備入鄂援助反對北京政府的武裝。
這時，湘南護法軍總司令林修梅派左翼遊擊司令羅福龍來找賀龍。
張溶川懷疑賀龍将率部去湘南投靠林修梅， 遂以會談為名，将賀龍、羅福龍扣押，吞并了賀龍的部隊。
賀龍被關押了7天後釋放了，對此他感到很難過。
父親賀士道來常德看他，見他剛剛出獄，心情不好，勸他回鄉務農，圖個平安。
但賀龍投身革命的決心已定，反而耐心地說服了老人。
考慮到他的部隊被吞并後，不少人離隊回家了，于是賀龍離開常德，返回桑植打算重新組織隊伍。
有一天，賀龍走到桃源縣和慈利縣交界的兩水井時，碰見一個滿頭大汗的小夥子。
這位小夥子向賀龍打聽：“請問大哥，去洪家關怎麼走？” 賀龍一聽，心裡一動，忙問道：“小夥子，你去洪家關有什麼事嗎？” “我爺爺讓我去找賀雲卿。
他說，賀雲卿很仗義，跟上他，爺爺就放心了。
”小夥子回答道。
“你爺爺是那一位？” “我爺爺叫吳佩卿，當年曾和賀雲卿一起在泥沙奪槍。
我是他的侄孫兒吳玉霖。
” 賀龍微微一笑，說：“我就是你要我的人，不過，我現在不叫賀雲卿，改名叫賀龍了。
” 吳玉霖沒想到眼前這個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人，就是爺爺的好朋友，一下子愣住了。
過了一會，吳玉霖突然雙膝跪地，說：“賀叔祖，受孫兒一拜！” 賀龍急忙上前攙起吳玉霖，說：“不要從佩卿那裡排輩份，我們年紀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