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走出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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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可是十年過去了,到底什麼是“走資派”,也沒有定個政策界限。

    他糊裡糊塗被“打倒”,糊裡糊塗被關押,又糊裡糊塗被“釋放”,現在對自己是什麼問題,仍然沒有個說法……不要想了,正如張主任說的“回來就好”。

     這是最主要的。

     孫處長說:“我們補發你的工資。

    過去每月隻發給你三十元的生活費。

    這麼多年,扣除每月的生活費,你存有三四萬元呢。

    按政策得給你補發。

    ” 孫處長想了想又說:“你現在連個家也沒有,這麼多錢,怎麼存放呀!我們的意見,你先領一萬元。

    原來的家也沒有了。

    總得置買一些生活需要的東西吧!其餘的錢,我們先給你存着,你什麼時候需要,再來領,好不好?” 張敬懷首先感到親切,一聽那個錢數吓了一跳。

    張敬懷沒有想到,他被打倒這麼多年,還能補發工資,說:“可以。

    ” 于是他從孫處長那裡領了一萬元,分别裝在内外衣兩個口袋裡。

    單主任把他送出大門。

    他拿着住宿證,按照單主任指示的方向,向招待所走去。

     張敬懷等來一趟公共汽車,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擠上車。

    買了票。

    隻聽售票員在報了站名之後說:“革命的同志們,請注意,下車時,不要把東西互相拿錯。

    ” 張敬懷一時不明白,問:“什麼’互相拿錯‘?” 售票員說:“你這個老同志,現在經過文化大革命,廣大群衆提高了覺悟,形勢一片大好,社會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說還會有小溜小偷什麼的,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嗎?” “哦,哦。

    ”張敬懷說。

     “擠,擠,往裡擠。

    别自己一上車就不管後邊的人了!” 人們在車上擁擠着。

     坐了三站,張敬懷下車,一摸兜兒,外衣口袋裡的一打票子沒有了。

    過去張敬懷從來沒有關心過錢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書管理。

    他又掏裡邊口袋,還有。

     原來外面口袋裝了三千元,裡邊裝了七千元。

    這就是說,大頭還有,也算是萬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進一個單人房間。

    一躺下來,他覺得這一天的經曆很有意思,對于他這個“罪該萬死”的反革命,現在居然已經沒有人歧視他,可見世界的變化太大了。

    他兩眼一閉,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趕忙找那隻鉛筆,要在牆上畫道道。

    可是牆壁雪白雪白,原來我畫那兩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體育館開什麼批鬥大會。

    一聽“批鬥大會”,他從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張主任給他的那張入場卷,上面印的是“批鬥三種人大會”。

    這時一個服務員進來倒開水。

    他問:“什麼是’三種人‘?” 服務員笑着說:“你這位老同志,怎麼還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裡生活太久了……我明天還要去呢。

    據說早晨八點準時開會,要開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買點吃的帶着呀!” “哦,哦。

    ”張敬懷說,随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轉了好久,他想,買幾根黃瓜,買兩個面包,也就夠吃一頓的了。

     他來到一個菜攤,見有個賣黃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長龍有一百多米。

    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們又在他後面排了很長。

    前面有幾個年輕人要“加塞”,後面同時有幾個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準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覺悟提高到哪裡啦?連這位老爺子都站排呢。

    ” 前面的人不聽,繼續加塞。

    最前面的人一下買了十斤。

    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們買那麼多,我們後面的人還吃不吃了?” 他看小攤上那黃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這裡,也買不到。

    便主動退出了長龍。

     他又到一個副食店買面包,也排了隊,但不像買黃瓜的人那麼多。

    他參加排隊,二三十分後,排到他買了。

    他掏出兩元錢,服務員問:“糧票呢?” “還要糧票?” 那售貨員蠻橫的說:“你這個人!真是,什麼也不懂。

    沒有糧票排什麼隊!一邊去,一邊去!”不容分說,後面的人便把他擠在外面了。

    他懊喪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全國範圍内展開了一場清查“三種人”的轟轟烈烈的運動。

    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奪權起家,挑動武鬥有血債民憤,沖擊國家黨、政、軍和公、檢、法部門,搶财物,砸檔案等等罪行的,紛紛被清查出來。

    在每一個省、市、縣,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種人”被清查出來。

    當然,也還有在台上的“三種人”掌着權,這種犬牙交錯的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

     為了進一步推動清查運動,制造聲勢,把這些人批倒批臭,這天在體育館召開了批鬥大會。

    從全省說,這還是第一次。

     那天,張敬懷一早就到了體育館。

    他與世相隔十年,他想通過這次大會,看看世界發生了怎樣天翻地覆的變化。

     還不到八點鐘,各機關、學校、人民團體的隊伍,打着紅旗,敲着鑼鼓,就浩浩蕩蕩地向體育館集聚。

    人們有秩序地從各個大門,走進中間能容納一萬多人的體育館。

    張敬懷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鬥他的大會,也是這樣的陣勢。

     他拿着門票,随着人流進入場。

    原來門票分東、南、西、北四個入口。

    他幾乎轉了一圈,才進得會場。

    到了場内,門票又分為甲、乙、丙、丁等若幹區。

    他又轉了好久,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

    他仔細一看,原來是在主席台的邊上。

    又一看,台上他認識的人還真不少。

    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誰也不看,免得打招呼。

    他現在的問題還沒有個說法,見了熟人有什麼話講呢?。

     會議開始了。

    主持會議的人大聲喝道:“把四人幫幫派分子,挑動武鬥和打砸搶分子押上會場!” 于是事先準備好的數十名這樣的人,各個都戴着大牌子,被兩個人架着背膀作噴氣式狀,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頭!”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頭。

     “把劉吉有拉出來!”主持人喝令。

     張敬懷沒有想到的是,第一個拉出來被挨鬥的居然是劉吉有! 主持人說:“這個劉吉有,是個大大的野心家。

    靠造反奪取了省委的大權。

     挑動’四。

    二三‘大規模武鬥,造成死九人,傷二十四人的慘劇。

    他還挑動紅衛兵,沖擊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并對所謂的”走資派“搞逼供信,給十二個老革命造成殘廢……真是罪惡滔天,民憤極大!……劉吉有,我問你,有沒有?” 因為劉吉有面前沒有麥克,隻見他點頭,向四周彎腰,聽不清他回答些什麼。

     當工作人員把一隻麥克拿到他面前時,才聽他說“……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陣呼喊。

    接着是口号:“打倒劉吉有!” “劉吉有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把劉吉有批倒批臭!” 一個人說:“諒你也不會坦白!我揭發!”于是他拿着事先準備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開始揭發。

     這會場的這氣氛,這陣勢,這方式,怎麼和自己被批鬥時那麼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鬥呀!他想。

    不是,我現在在主席台上啊。

    座上賓,階下囚,整整調換了一個位置。

    曆史怎麼這麼無情,這樣富有戲劇性呢?使他覺得不舒服的是:為什麼還要采取這種方式?也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方式,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發明”,還要繼續下去嗎?……也許是曆史的一種貫性──曆史總要重複以前的一些東西嗎? 聯想到自己,他不想再聽那些揭發了。

    這時,有一個人碰了碰他的胳膊。

    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劇院姓吳的那位導演。

    因為張敬懷在主持工作時分工管文教。

     每當排演什麼重要劇目,這位吳導演常常去他家征求意見。

    這位吳導演有着藝術家性格和氣質。

    别人見了像張敬懷這樣的大官,總是拘拘謹謹,張敬懷講什麼都點頭稱是。

    吳導演不怕官,見了他總是很随便。

    有不同意見,也敢和他争論。

    所以,張敬懷很喜歡和他聊天。

    張敬懷有一種觀念,官越大,越難聽到不同意見,越沒有談心的人,身邊全是唯唯諾諾的人,這使他感到寂寞。

    以前他曾經多次和吳導演暢談,從中得到不少的樂趣和愉悅。

    何況吳導演很幽默,一講話,就讓你發笑。

    張敬懷記得,他上次和吳導演見面,也是在一次批鬥會上。

    因為吳導演導過《海瑞罷官》,為他開過專場批鬥會。

    不過那次演“主角”的是吳導演,張敬懷演的是“陪鬥角色”。

    此次見面難得。

    兩人便小聲攀談起來。

     “怎麼樣?張書記!”先是吳導演問。

     “還可以。

    你呢?” 吳導演說:“沒有死。

    ”樂觀地一笑“這種日子,就得自己找樂子,自己安慰自己。

    得像阿Q那樣,用精神勝利法。

    ”又是一笑。

     張敬懷也向他敞開心扉:“我差一點沒有自走絕路。

    後來想通了,才看見今天。

    ” 吳導演說:“我當時就感到,這哪裡是一場革命!完全違反一切規律的鬧劇。

    ” “違反規律的東西也能長久。

    ”張敬懷說。

     吳導演說:“這是有曆史先例的。

    你想想,女人裹小腳的事,它不僅違反人身體的生長規律,也違反勞動生産力的規律。

    可是靠某種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嗎?” “這種現像,值得我們哲學家去研究。

    ”張敬懷說。

     “這’某種力量‘是什麼我還沒有想清楚。

    ” 台上台下一陣陣口号,一個個“三種人”輪番坦白交待。

    “打倒”和“批臭”之聲震耳欲聾。

    他們不去聽,會場上也沒有人注意他們的竊竊私語。

    這時,吳導演掏出小本,快速寫了點什麼,随即拿給他,問:“你記得有一出戲叫《人面桃花》嗎?” “記得,記得。

    ”張敬懷答。

     吳導演說:“其中有四句:’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互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現在面對此情此景。

    我即興胡謅了幾句。

    ” 張敬懷接過條子,見寫的是: 十年今日此門中, “文化革命”大鬥争。

     造反英雄何處去, 老吳依舊笑春風。

     張敬懷看了甚覺有趣。

    吳導演要回來字條,馬上撕碎了。

     張敬懷說:“你現在可以’笑春風‘,我可笑不出來。

    我雖然被釋放出來了,但問題還沒有個說法呢。

    ” 吳導演安慰說:“你不用急,等着吧,好飯不怕晚。

    ” 開過批判大會,兩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談了很多。

    張敬懷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

    吳導演是對的,難得聽他說的這一席“沒遮沒攔”的話。

    自己當初沒有自殺,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麼收場!現在看到了你方唱罷他登場。

    座上賓,階下囚。

    人際關系是這樣,人民生活呢?昨天他排隊買東西,已經體驗過了。

    自己雖然又成了“座上賓”。

    可是總該有個說法呀!張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麼時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訪。

    據說,為了平反冤假錯案,到北京上訪的人,成千上萬。

    過去,衙門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爺就得升堂。

    可是到北京找誰呢?反正現在用不着擊鼓。

    那裡有好多老戰友,找找他們,哪怕問點情況、形勢、動向,也是好的。

     在艾榮和女兒從鄉下回來之前,對于他們的夫妻關系,張敬懷曾經認真反思過很長時間。

    二十多年來,他們夫妻間的矛盾,到底怨誰?他覺得,認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關心這個在戰場上救過他的生命的妻子了。

    她一直對于她的提拔、任用和級别待遇問題,他沒有為她說話而不滿。

    和她有同樣資曆的同志,隻要是嫁給首長的,大多已經是副廳、局級幹部了。

    可是,她還是一個副科級。

    這很傷她的自尊心。

    可是,話又說回來:憑他對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強,太注重官、名、利,事事愛拔尖,和誰也搞不好團結,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個領導崗位,不鬧得四分五裂才怪呢!況且,自己明知她不勝任,怎麼好違背黨性原則,去為她“說話”呢?不要說“說話”了,自己一想,就覺得臉紅。

    正因如此,當有些組織部門領導主動提出:“艾榮是個老同志了,在朝鮮戰場又立過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聽這話就說:“得啦,她不行。

    我聽人反映,她連一個支部副書記都當不好……” 艾榮曾經主動去向組織部門問過,她因為什麼隻能當個小小的支部副書記?逼得組織部長隻得對她說:“你去問你的老頭子吧!” 想來想去,自己不違心為她“說話”是對的。

    ……不管怎樣吧,經過“文化大革命”這場風暴,批判什麼修正主義啦,天天讀語錄“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啦,她總該有點改變吧?經過這九死一生的磨煉,她怎麼會沒點改變呢?隻要她回來,他一定主動和妻子和好。

    小女兒一向聽媽媽的,從來不和爸爸親近。

    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抱抱她,親親她,給她一點父愛。

    現在自己應當給她一點作為父親的關愛。

     張敬懷還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xdx潮中,的一次批鬥會上,造反派為了讓張敬懷交待“罪行”,曾經拿出夫人寫給她的的“最後通牒”,說你如果再不交待問題,我就和你離婚。

    但這終究沒有成為事實。

    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結果,在那種人人自危的形勢下,情有可原。

    這次她母女回來,改善家庭關系要緊,這些事已經過去,不能再怪她了。

     過了一個星期,辦公廳單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兒從“走五七道路”的農村接回來了。

    據單主任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