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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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擱下懷裡的一摞書，望望屋裡，聽聽頭上閣樓，問：“大姐走了？”
“走了。
”四姐頭也不回地說。
我想這倒很象大姐的個性，來去都不打聲招呼。
母親在屋裡罵：“六六你沖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見人影，家裡那麼多事！”我走進屋裡去，很親熱地叫了一聲她。
母親蹲在床下，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雜物，象沒聽見一樣。
過了一會，才站起來，瞟了我一眼，既怪異又冷漠。
臉拉着，象在說：我就知道大丫頭回家，沒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說些啥，以為我不曉得？ 我不管母親的反應，問她二姐怎麼樣？ 母親說，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燒香也沒燒成。
我知道母親沒有說實話，她過江一定是去辦隻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開水，就拿了擱在堂屋的那一摞書，上閣樓。
閣樓裡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象是到家不久，剛洗過臉，頭發有幾绺濕濕的。
她看見我吃驚的樣子，大笑起來，說，“要騙你太容易，一騙一個準。
” “騙吧，”我沒生氣，在床邊坐下來。
大姐自己情緒一下倒打了個轉：“哼，這個家，每個人都巴望我早點走。
我知道我礙人眼，占人地，讓人擠得慌。
” 她說她就這二天走，但不會隔太長時間就會回來，永遠回來，再也不在那個鬼山旮旯傻呆了，絕對不幹。
那是個下午，應該是下午，我記不清楚。
時間在那一天對我不存在，連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
我的頭腦和心靈正落在喘不過氣的快樂之中，在這以前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
樓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頭，馬上回到屋裡，對我說，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裡胡塗地問了一句。
“出去一陣。
放心，大姐今天還不會走，”她拍了拍我的腦袋，還以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見大姐和一個高個男子邊說邊笑出了院門，大姐是故意的，讓家人和院子裡的鄰居們看。
那人有藍球運動員那麼高，我想，這回大姐準又是愛上什麼人，她會真象她說的那樣，離開煤礦，要飯也要回到這個城市來。
四姐上閣樓來，一臉不高興，說，“你呆在這裡做啥？還不去把竈坑下的煤灰倒到河邊去。
”她肯定又和德華在鬧矛盾，隻好把氣出在我身上。
“那個人是哪個？”我問四姐。
“哪個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 “她回來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個曉得？” “亂猜的，”我邊說邊下樓梯，心裡佩服大姐，她還真找着他了。
大姐說過他，二人是老相識，而且早就有點意思。
那天大姐讓我去找她的一個女同學，就是為了找他。
這個男人的前妻，是半個日本人。
剛解放那陣子一家人住在中學街。
1953年，所有與中國人結婚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孩子不允帶走。
二個公安人員來押解。
日本女人不願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個女兒一個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個抱着她的腳。
日本女人的眼淚如針線那麼垂落不斷。
那是中學街這條街上有史以來，最讓人看了鼻子癢喉嚨哽的一個場面。
哪怕日本母親被趕回去了，一家子還得遭罪，每次運動一來，就得交代為什麼要當“漢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罵“日本崽”。
那個高個男子，因為娶半日本血統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動了刀子，被送去勞教過。
患難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關系的人開始吃香，半日本血統的老婆身價高了起來，離他而去，隻剩下離婚簽字了。
很晚，大姐回來。
我說，“你和他倒是一對，離婚冠軍。
” “我小孩都已經一大堆，有哪個男人要喽？” 大姐把話題轉開，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聲音甜潤，寬厚，她說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個是好東西？大姐一定是同時在耍幾個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進退維谷的境地，不會安心。
2 我睡得從未有過的沉，無法醒來，第二天很晚才起床。
閣樓裡沒人，我奇怪自己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鏡子拿在手裡，那的确不是我，全變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驚恐，被一種沉靜的色澤覆蓋了，我看着，心裡又快樂起來。
昨天母親和大姐看到我時有些驚奇，她們沒有搞懂我的快樂是怎麼一回事？我對鏡子的迷戀是從這個上午開始，一面小小的鏡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開了我不喜歡的一切，我走在裡面，穿過着霧氣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溝那條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
“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斷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聲大氣的謾罵。
那個總是喜歡逃到城中心那邊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鐵鍊，餓三天四天，隻剩一口氣時，男孩就會服輸，求饒。
但男孩總是逃，這個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裡去？
”四姐頭也不回地說。
我想這倒很象大姐的個性，來去都不打聲招呼。
母親在屋裡罵：“六六你沖瘟去了，喊半天都不見人影，家裡那麼多事！”我走進屋裡去，很親熱地叫了一聲她。
母親蹲在床下，在收拾床底下的瓶瓶罐罐雜物，象沒聽見一樣。
過了一會，才站起來，瞟了我一眼，既怪異又冷漠。
臉拉着，象在說：我就知道大丫頭回家，沒好事，你成天拉着她說些啥，以為我不曉得？ 我不管母親的反應，問她二姐怎麼樣？ 母親說，二姐的小孩拉肚子，害得她去燒香也沒燒成。
我知道母親沒有說實話，她過江一定是去辦隻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我喝了杯白開水，就拿了擱在堂屋的那一摞書，上閣樓。
閣樓裡大姐在床上斜躺着，也象是到家不久，剛洗過臉，頭發有幾绺濕濕的。
她看見我吃驚的樣子，大笑起來，說，“要騙你太容易，一騙一個準。
” “騙吧，”我沒生氣，在床邊坐下來。
大姐自己情緒一下倒打了個轉：“哼，這個家，每個人都巴望我早點走。
我知道我礙人眼，占人地，讓人擠得慌。
” 她說她就這二天走，但不會隔太長時間就會回來，永遠回來，再也不在那個鬼山旮旯傻呆了，絕對不幹。
那是個下午，應該是下午，我記不清楚。
時間在那一天對我不存在，連我自己是否存在，我也不在意。
我的頭腦和心靈正落在喘不過氣的快樂之中，在這以前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
樓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頭，馬上回到屋裡，對我說，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裡胡塗地問了一句。
“出去一陣。
放心，大姐今天還不會走，”她拍了拍我的腦袋，還以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見大姐和一個高個男子邊說邊笑出了院門，大姐是故意的，讓家人和院子裡的鄰居們看。
那人有藍球運動員那麼高，我想，這回大姐準又是愛上什麼人，她會真象她說的那樣，離開煤礦，要飯也要回到這個城市來。
四姐上閣樓來，一臉不高興，說，“你呆在這裡做啥？還不去把竈坑下的煤灰倒到河邊去。
”她肯定又和德華在鬧矛盾，隻好把氣出在我身上。
“那個人是哪個？”我問四姐。
“哪個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 “她回來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個曉得？” “亂猜的，”我邊說邊下樓梯，心裡佩服大姐，她還真找着他了。
大姐說過他，二人是老相識，而且早就有點意思。
那天大姐讓我去找她的一個女同學，就是為了找他。
這個男人的前妻，是半個日本人。
剛解放那陣子一家人住在中學街。
1953年，所有與中國人結婚的日本人都得離開，孩子不允帶走。
二個公安人員來押解。
日本女人不願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個女兒一個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個抱着她的腳。
日本女人的眼淚如針線那麼垂落不斷。
那是中學街這條街上有史以來，最讓人看了鼻子癢喉嚨哽的一個場面。
哪怕日本母親被趕回去了，一家子還得遭罪，每次運動一來，就得交代為什麼要當“漢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罵“日本崽”。
那個高個男子，因為娶半日本血統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動了刀子，被送去勞教過。
患難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關系的人開始吃香，半日本血統的老婆身價高了起來，離他而去，隻剩下離婚簽字了。
很晚，大姐回來。
我說，“你和他倒是一對，離婚冠軍。
” “我小孩都已經一大堆，有哪個男人要喽？” 大姐把話題轉開，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聲音甜潤，寬厚，她說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個是好東西？大姐一定是同時在耍幾個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進退維谷的境地，不會安心。
2 我睡得從未有過的沉，無法醒來，第二天很晚才起床。
閣樓裡沒人，我奇怪自己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鏡子拿在手裡，那的确不是我，全變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驚恐，被一種沉靜的色澤覆蓋了，我看着，心裡又快樂起來。
昨天母親和大姐看到我時有些驚奇，她們沒有搞懂我的快樂是怎麼一回事？我對鏡子的迷戀是從這個上午開始，一面小小的鏡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開了我不喜歡的一切，我走在裡面，穿過着霧氣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溝那條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
“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斷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聲大氣的謾罵。
那個總是喜歡逃到城中心那邊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鐵鍊，餓三天四天，隻剩一口氣時，男孩就會服輸，求饒。
但男孩總是逃，這個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