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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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去約會地點找我，我已不在。
此後其他人也一個個被公安局找去調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塵土直噴到臉上，我們也未躲，各自心裡擱着心事。
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發現我們是朝西面走。
“看來我們得吃點東西。
”他不由分說，把我帶進一家離街面較遠的小館子，三張桌子都空着，我們在靠窗的一個桌子前坐下後。
坐着等菜時，他問，“怎麼啦，還在生氣？” 我說：“開除回家，你怎麼辦？” “重新當工人呗，”他笑笑說。
“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 兩碗綠豆稀飯，一碟泡菜，一盤涼拌藤藤菜端了上來。
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說是他在修繕隊做零時工時，從房頂上摔下來弄壞了腰，多少年了，腰痛還是沒好，喝了酒，就覺得肌肉松馳多了。
他讓我喝灑，我遲疑了一下。
我以前從沒有喝過酒，隻在逢年過節時，在父親杯子上呷一口，極不喜歡那刺鼻的味道。
而這會兒，曆史老師正在苦惱中，我得讓他高興。
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發現沒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麼讨厭，一點兒也不紮喉嚨，很香。
“你喜歡，”他說。
我笑了。
我說起了我家裡的事，1947年我母親與父親的相遇，1949年這座城市被共産黨攻陷前後的事，我複制着當年的衣着，當年的天氣，當年的石階和江水。
他關切地聽着，讓我說下去。
但什麼話也沒說，隻是給我再要了一碗綠豆稀飯。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統統扔給他，而一點也沒想到他。
“你災荒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問，停了吃飯。
他笑笑說，“恐怕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個家庭又都不一樣——對每個人來說，很不一樣。
” 他說想照這樣的思路往下寫，寫成一本書，想寫他對生活和命運的感受。
大姐也這麼說過，大姐想寫她自己，那是發洩，是對不公平的命運的訴怨。
他說，他想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北京有一些寫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條新路子，作品貼在大街的牆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
公安局給他們的讀書會施加壓力，也就是這個背景。
他就是寫了，也不想發表，不到時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來，我握在手裡。
剛才聽他說要寫書，我的心一下子被牽得遠遠的。
“别怕，不會喝醉的。
”他看着我說。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說，“還是你喝吧。
” “你喝一口，就全歸我了。
”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
我覺得臉紅了起來，記憶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個結巴也未打。
我說到我出生前家裡親人因饑餓而死，也說到大姐幾次大吵大鬧離婚。
我猜想，她想借換個男人換一種生活。
曆史老師接過我的話說，你大姐用耗盡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對付一個強大的社會，她改變不了命運。
這個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組成一個統治集團，一個新的特權階級。
我們隻想一個多餘的茅坑，當幹部的，不管小官還是大官，他們有自己專用的抽水馬桶、浴室、電話、傭人、奶媽。
饑餓時期哪聽說餓死過一個幹部？這些人的第一條準則是鞏固特權集團的共同利益，并且傳給自己的子女；第二條是在這集團中往上爬。
這第二條經常與第一條經常産生矛盾，由此鬧出禍及老百姓的政治變亂。
有兩個文革。
第一個文革是幹部們互整，不被人整倒，也會整别人。
既然吃政治這碗飯，就得手拎着腦袋瓜，既然享受特權，就得冒被整的風險。
有什麼可抱怨的？本來這就是他們選擇的。
不管是當事者，或是當事者的後代們，現在如何憤恨寫文字控訴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
另一個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們借毛主席在黨内與劉少奇等人搶權的機會，做了造反派來發洩報複。
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曆史老師，他說得激動起來，手在桌子和胸前劃着。
第一次聽他說這麼長的話，好象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聽得懂，也不問我是否同意。
我感覺他的神情有點可憐，他比我有知識有學問，但也一樣苦悶需要人理解。
在感情的需求上，我們是對等的。
小酒瓶早見底，酒盅裡還留有少許酒，曆史老師不時拿着，不時放下，舉棋
此後其他人也一個個被公安局找去調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塵土直噴到臉上，我們也未躲，各自心裡擱着心事。
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發現我們是朝西面走。
“看來我們得吃點東西。
”他不由分說，把我帶進一家離街面較遠的小館子，三張桌子都空着，我們在靠窗的一個桌子前坐下後。
坐着等菜時，他問，“怎麼啦，還在生氣？” 我說：“開除回家，你怎麼辦？” “重新當工人呗，”他笑笑說。
“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 兩碗綠豆稀飯，一碟泡菜，一盤涼拌藤藤菜端了上來。
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說是他在修繕隊做零時工時，從房頂上摔下來弄壞了腰，多少年了，腰痛還是沒好，喝了酒，就覺得肌肉松馳多了。
他讓我喝灑，我遲疑了一下。
我以前從沒有喝過酒，隻在逢年過節時，在父親杯子上呷一口，極不喜歡那刺鼻的味道。
而這會兒，曆史老師正在苦惱中，我得讓他高興。
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發現沒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麼讨厭，一點兒也不紮喉嚨，很香。
“你喜歡，”他說。
我笑了。
我說起了我家裡的事，1947年我母親與父親的相遇，1949年這座城市被共産黨攻陷前後的事，我複制着當年的衣着，當年的天氣，當年的石階和江水。
他關切地聽着，讓我說下去。
但什麼話也沒說，隻是給我再要了一碗綠豆稀飯。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統統扔給他，而一點也沒想到他。
“你災荒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問，停了吃飯。
他笑笑說，“恐怕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個家庭又都不一樣——對每個人來說，很不一樣。
” 他說想照這樣的思路往下寫，寫成一本書，想寫他對生活和命運的感受。
大姐也這麼說過，大姐想寫她自己，那是發洩，是對不公平的命運的訴怨。
他說，他想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北京有一些寫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條新路子，作品貼在大街的牆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
公安局給他們的讀書會施加壓力，也就是這個背景。
他就是寫了，也不想發表，不到時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來，我握在手裡。
剛才聽他說要寫書，我的心一下子被牽得遠遠的。
“别怕，不會喝醉的。
”他看着我說。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說，“還是你喝吧。
” “你喝一口，就全歸我了。
”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
我覺得臉紅了起來，記憶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個結巴也未打。
我說到我出生前家裡親人因饑餓而死，也說到大姐幾次大吵大鬧離婚。
我猜想，她想借換個男人換一種生活。
曆史老師接過我的話說，你大姐用耗盡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對付一個強大的社會，她改變不了命運。
這個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組成一個統治集團，一個新的特權階級。
我們隻想一個多餘的茅坑，當幹部的，不管小官還是大官，他們有自己專用的抽水馬桶、浴室、電話、傭人、奶媽。
饑餓時期哪聽說餓死過一個幹部？這些人的第一條準則是鞏固特權集團的共同利益，并且傳給自己的子女；第二條是在這集團中往上爬。
這第二條經常與第一條經常産生矛盾，由此鬧出禍及老百姓的政治變亂。
有兩個文革。
第一個文革是幹部們互整，不被人整倒，也會整别人。
既然吃政治這碗飯，就得手拎着腦袋瓜，既然享受特權，就得冒被整的風險。
有什麼可抱怨的？本來這就是他們選擇的。
不管是當事者，或是當事者的後代們，現在如何憤恨寫文字控訴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
另一個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們借毛主席在黨内與劉少奇等人搶權的機會，做了造反派來發洩報複。
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曆史老師，他說得激動起來，手在桌子和胸前劃着。
第一次聽他說這麼長的話，好象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聽得懂，也不問我是否同意。
我感覺他的神情有點可憐，他比我有知識有學問，但也一樣苦悶需要人理解。
在感情的需求上，我們是對等的。
小酒瓶早見底，酒盅裡還留有少許酒，曆史老師不時拿着，不時放下，舉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