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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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情報培訓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設在那兒。
解放後這地方作為活教材：這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這是國民黨蔣匪幫屠殺我們烈士的鐵證！每年的11.27死難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結隊的少先隊員，為他們胸前的鮮豔的五星紅旗握緊拳頭，誓言铮铮。
這地方的烈士名單經常改變，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來是叛徒，民主黨派的人不算烈士，後來說沒有叛徒，全是烈士，審查死人比活人還難。
取材于此的小說《紅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說是叛徒，他跳樓自殺，頭顱着地，當即死亡。
砸在地面上的一隻眼睛緊閉，另外半邊臉上的一隻眼睛撐大了一倍，幾乎蹦出眼眶，是我從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懼的一張。
袍哥頭一到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曆史最樂于開玩笑，監獄總是輪流坐。
白天被槍逼着去挖煤幹苦力，隻有夜裡才想到命運颠來倒去。
他不能容忍自己當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規距，也不符合他做人的準則，他一開始後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親不可能再去探過袍哥頭子，因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孫家花園——關押重犯的省二監獄。
在朝天門碰見舅爺，使母親和久未有聯系的舅爺家有了往來，災荒年快結束時，母親才讓大姐去認舅爺一家，當時她在衛校讀書。
袍哥頭後來娶了那個姑娘，生了一女一兒，和袍哥頭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慶。
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媽，管袍哥頭的弟弟叫力光麼爸。
他們住的吊腳樓爛朽，從樓闆的漏縫中能看見輕緩流動着的嘉陵江。
大姐說，那家人日子過得也很難，為了生存，她的同父異母的妹妹就隻得跟社會上那種女人一樣，跟不認識的男人睡覺。
我說，當妓女。
“不準說這個詞”大姐聲音大得吼了起來。
“一直這樣？”我問。
大姐說：當然是那些年，現在她不知道。
那個妹妹也不願見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沒了往來。
大姐的生父作為一個沒骨頭的好漢，苟延殘喘活了下來。
但沒有多久。
1960年，由于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嶽勞動農場，本想可以在那兒熬到自由的日子，卻不行了。
沒吃的，農場裡犯人的夥食隻能喂石頭人，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腫病，終于支撐不住，再也不能幹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凍，不幹活就沒吃的，連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後咽氣時雙手全是血抓剜土牆，嘴裡也是牆土，眼睛大睜着，才三十六歲。
沒人收屍，丢在大墳坑裡了。
死了好久之後，從那兒逃災荒出來的好心人，路經重慶才把這噩耗轉告。
同一年，在母親的家鄉忠縣關口寨，附近能吃的關音土都被挖淨，吃在肚子裡，都發脹了，解不出大便，死時肚子象大皮球一樣。
大舅媽是村子裡頭一個餓死的，大表哥從讀書的煤校趕回去吊孝。
到忠縣前的豐都縣，饑餓的慘狀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賣兒賣女的，舉家奔逃的，路邊餓死的人連張破草席也沒搭一塊。
過路人對他說，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錢有糧票都買不到吃的。
他這個孝子回學校後一字未提母親是餓死的，一字不提鄉下饑餓的慘狀，還寫了入黨申請書，贊頌黨的領導下形勢一片大好。
他急切要求進步，想畢業後不回到農村。
家裡人餓死，再埋怨也救不活。
隻有順着這政權的階梯往上爬，才可有出頭之日，幹部說謊導緻饑荒，饑荒年代依然要說謊，才能當幹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無底。
饑餓與我結下的是怎樣一種緣由？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幾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媽，母親的第一個丈夫，和我有血緣沒有血緣關系的親人們在一個個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來，生了下來，靠了什麼？ 我沉默了，腦子裡反反複複全是一個個問号。
這條街的人和其它街上的人一樣，聽毛主席的話，由着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紅花，當光榮媽媽。
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雙胞胎。
相比之下，母親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麼了。
到1958年，家裡添了四姐、五哥。
在四姐前一個哥哥生下來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産針，好不容易死嬰才下來。
母親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還是醒了過來，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這狠心腸的媽，差三天就該生了，去江邊洗衣服做啥？你把兒子悶死在肚子裡，害死了他。
”護士對躺在病床上的母親埋怨道。
母親臉上出現了淺淺的笑容，輕聲細語地說：“死一個，少一個，好一個。
” 護士不解地走開了，這麼無情義的母親，恐怕她是頭回碰到。
母親無可奈何的自嘲，或許達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會面時，她就看清自己的命運，她的孩子們的命運。
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難。
母親這樣的想法，當然有她的道理。
大生育導緻人口大膨脹，不僅我是多餘的，哥哥姐姐也是多餘的，全國大部分人全是多餘的，死再大一批也無所謂。
大姐說來說去繞不過大饑荒年代，該我出生的時候了。
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歲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動，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對母親更是恨上加恨。
大姐說到這兒時，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動起來。
解放後這地方作為活教材：這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這是國民黨蔣匪幫屠殺我們烈士的鐵證！每年的11.27死難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結隊的少先隊員，為他們胸前的鮮豔的五星紅旗握緊拳頭，誓言铮铮。
這地方的烈士名單經常改變，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來是叛徒，民主黨派的人不算烈士，後來說沒有叛徒，全是烈士，審查死人比活人還難。
取材于此的小說《紅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說是叛徒，他跳樓自殺，頭顱着地，當即死亡。
砸在地面上的一隻眼睛緊閉，另外半邊臉上的一隻眼睛撐大了一倍，幾乎蹦出眼眶，是我從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懼的一張。
袍哥頭一到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曆史最樂于開玩笑，監獄總是輪流坐。
白天被槍逼着去挖煤幹苦力，隻有夜裡才想到命運颠來倒去。
他不能容忍自己當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規距，也不符合他做人的準則，他一開始後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親不可能再去探過袍哥頭子，因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孫家花園——關押重犯的省二監獄。
在朝天門碰見舅爺，使母親和久未有聯系的舅爺家有了往來，災荒年快結束時，母親才讓大姐去認舅爺一家，當時她在衛校讀書。
袍哥頭後來娶了那個姑娘，生了一女一兒，和袍哥頭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慶。
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媽，管袍哥頭的弟弟叫力光麼爸。
他們住的吊腳樓爛朽，從樓闆的漏縫中能看見輕緩流動着的嘉陵江。
大姐說，那家人日子過得也很難，為了生存，她的同父異母的妹妹就隻得跟社會上那種女人一樣，跟不認識的男人睡覺。
我說，當妓女。
“不準說這個詞”大姐聲音大得吼了起來。
“一直這樣？”我問。
大姐說：當然是那些年，現在她不知道。
那個妹妹也不願見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沒了往來。
大姐的生父作為一個沒骨頭的好漢，苟延殘喘活了下來。
但沒有多久。
1960年，由于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嶽勞動農場，本想可以在那兒熬到自由的日子，卻不行了。
沒吃的，農場裡犯人的夥食隻能喂石頭人，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腫病，終于支撐不住，再也不能幹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凍，不幹活就沒吃的，連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後咽氣時雙手全是血抓剜土牆，嘴裡也是牆土，眼睛大睜着，才三十六歲。
沒人收屍，丢在大墳坑裡了。
死了好久之後，從那兒逃災荒出來的好心人，路經重慶才把這噩耗轉告。
同一年，在母親的家鄉忠縣關口寨，附近能吃的關音土都被挖淨，吃在肚子裡，都發脹了，解不出大便，死時肚子象大皮球一樣。
大舅媽是村子裡頭一個餓死的，大表哥從讀書的煤校趕回去吊孝。
到忠縣前的豐都縣，饑餓的慘狀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賣兒賣女的，舉家奔逃的，路邊餓死的人連張破草席也沒搭一塊。
過路人對他說，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錢有糧票都買不到吃的。
他這個孝子回學校後一字未提母親是餓死的，一字不提鄉下饑餓的慘狀，還寫了入黨申請書，贊頌黨的領導下形勢一片大好。
他急切要求進步，想畢業後不回到農村。
家裡人餓死，再埋怨也救不活。
隻有順着這政權的階梯往上爬，才可有出頭之日，幹部說謊導緻饑荒，饑荒年代依然要說謊，才能當幹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無底。
饑餓與我結下的是怎樣一種緣由？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幾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媽，母親的第一個丈夫，和我有血緣沒有血緣關系的親人們在一個個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來，生了下來，靠了什麼？ 我沉默了，腦子裡反反複複全是一個個問号。
這條街的人和其它街上的人一樣，聽毛主席的話，由着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紅花，當光榮媽媽。
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雙胞胎。
相比之下，母親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麼了。
到1958年，家裡添了四姐、五哥。
在四姐前一個哥哥生下來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産針，好不容易死嬰才下來。
母親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還是醒了過來，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這狠心腸的媽，差三天就該生了，去江邊洗衣服做啥？你把兒子悶死在肚子裡，害死了他。
”護士對躺在病床上的母親埋怨道。
母親臉上出現了淺淺的笑容，輕聲細語地說：“死一個，少一個，好一個。
” 護士不解地走開了，這麼無情義的母親，恐怕她是頭回碰到。
母親無可奈何的自嘲，或許達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會面時，她就看清自己的命運，她的孩子們的命運。
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難。
母親這樣的想法，當然有她的道理。
大生育導緻人口大膨脹，不僅我是多餘的，哥哥姐姐也是多餘的，全國大部分人全是多餘的，死再大一批也無所謂。
大姐說來說去繞不過大饑荒年代，該我出生的時候了。
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歲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動，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對母親更是恨上加恨。
大姐說到這兒時，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