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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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回到家，家裡已浪靜風平。
德華回他母親家籌備結婚的事，二姐在家過夜，與我擠一床。
大姐與四姐睡一床。
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鬧别扭。
大姐火爆，有氣話藏不住；二姐心細，凡事心裡自有主張，她身體弱，幾次發高燒，險些斷了氣。
母親說，她是二道命，回頭人，老天照顧，考上自帶夥食培養小學教師的半工半讀學校。
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錢，步行幾個鐘頭，從學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車費。
她的褲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後洗淨腳，就一聲不響地用剪刀尖挑腳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
二姐快畢業時，正是我上小學一年級，她和一個男同學帶着我，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
男同學戴了個眼鏡，拿着個有半截磚頭大的照相機，讓我手扯住一枝樹丫，他不說笑一笑，而說看看天！看看天！ 我們從苗圃照完相回到家，父親把二姐單個叫到屋裡，父親說這個男同學嘴太甜，眼睛溜轉，這種人靠不住終生。
十多分鐘後，二姐就把男同學送走了。
之後，男同學再未來家裡。
那卷膠卷拆下時，不小心曝了光，二姐後悔地說，“一張也沒有，太可惜了！”二姐在這麼說時，神情黯然。
母親的一個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兒介紹給她。
侄兒是一個軍工廠的造反派頭目，口才一等人材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廠裡的牛栅裡忙着。
牛棚設在一幢大樓底層，窗子全被堵死，不見光線，從裡傳出來的一聲長一聲短的慘叫，被拷打的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語錄。
二姐沒敢看，吓得拔腿就走，她這一走，倒也對，若攤上那位造反的幹将作丈夫，她就真要後悔了。
文革還未接近尾聲時，那位青年被投進了監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們家唯一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羨慕。
房間時早就關掉了燈，大姐在另一張床上問：“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兒去了？爸爸說你中午就不見了。
” “上學去了。
”我睜開眼睛回答。
心想，你不是同樣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
我本來平躺，這時就用背對着二姐。
“你沒有去上學，我曉得。
”大姐說。
“那還來問我做啥子？”我輕聲咕哝了一句。
2 三哥是長子，在家裡很霸道，父母寵他，他也認為該受寵。
他十五歲時，街上所有同齡的少年，都抓了個紅衛兵袖章戴着，就他幸運地擠上火車，到了北京，看毛主席。
他從北京回來的那個夜晚，象變魔術一樣，從身後抓出幾顆玻璃紙包的水果糖，把當時年齡還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給迷住了。
從1980年夏天開始，他就在和父母鬧别扭。
這陣子，他正在樓下房間裡向母親發脾氣，四姐的事是起因。
母親說他不顧家，白養了他。
為了脫離開家，不和父母五哥擠在樓下房間裡睡，他就跟街上一個姑娘神速結婚，當了人家的上門女婿，事後才告訴父母。
“你的媳婦，從不叫我一聲媽，”母親說。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從屋裡跨到堂屋說：“反正我們從小長到大都未靠過你們當父母的。
”他扔下這話就蹬蹬蹬走了。
閣樓裡的三位姐姐聽見了，都未作聲。
三哥從未與家人提起他在鄉下的經曆，也不提回城後在宜賓輪船分公司扛包當裝卸工的事。
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說出來的。
七十年代中後期知青開始回城，分配工作時領導開後門越發猖狂無忌：有後台的分到辦公室，行了賄的分到船上學技術，無權無勢的統統當裝卸工。
三哥他們一批青年裝卸工，鬧了一場罷工。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工人有此權。
領導一看見“鬧事”，就趕忙打電話，讓保衛人員和公安局趕來準備抓“為首的反革命分子”。
罷工的青年們逮住了領導收賄的實證。
文革後期慣用高壓手段的領導，見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隻能采勸和平解決”。
罷工總算有了結果：青年裝卸隊全體人員，重新分配。
三哥分配到長江上遊通航的頭一站趸船當水手，這是父親曾徑下放走船的航線。
他明白自己受到了處罰。
三哥咬着牙在那兒一幹就是六年，憑着他自己四處貼尋人對調單位的手寫張貼，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歲時才回到了重慶，在一個水運隊趸船當水手。
最早插隊的大姐，曾遠行它鄉的三哥，挑磚瓦的四姐
德華回他母親家籌備結婚的事，二姐在家過夜，與我擠一床。
大姐與四姐睡一床。
二姐和大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鬧别扭。
大姐火爆，有氣話藏不住；二姐心細，凡事心裡自有主張，她身體弱，幾次發高燒，險些斷了氣。
母親說，她是二道命，回頭人，老天照顧，考上自帶夥食培養小學教師的半工半讀學校。
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錢，步行幾個鐘頭，從學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車費。
她的褲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後洗淨腳，就一聲不響地用剪刀尖挑腳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
二姐快畢業時，正是我上小學一年級，她和一個男同學帶着我，破天荒地上苗圃拍照。
男同學戴了個眼鏡，拿着個有半截磚頭大的照相機，讓我手扯住一枝樹丫，他不說笑一笑，而說看看天！看看天！ 我們從苗圃照完相回到家，父親把二姐單個叫到屋裡，父親說這個男同學嘴太甜，眼睛溜轉，這種人靠不住終生。
十多分鐘後，二姐就把男同學送走了。
之後，男同學再未來家裡。
那卷膠卷拆下時，不小心曝了光，二姐後悔地說，“一張也沒有，太可惜了！”二姐在這麼說時，神情黯然。
母親的一個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兒介紹給她。
侄兒是一個軍工廠的造反派頭目，口才一等人材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廠裡的牛栅裡忙着。
牛棚設在一幢大樓底層，窗子全被堵死，不見光線，從裡傳出來的一聲長一聲短的慘叫，被拷打的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語錄。
二姐沒敢看，吓得拔腿就走，她這一走，倒也對，若攤上那位造反的幹将作丈夫，她就真要後悔了。
文革還未接近尾聲時，那位青年被投進了監牢，判了二十年徒刑。
二姐是我們家唯一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的人，她的生活最安定，也最幸福，人人羨慕。
房間時早就關掉了燈，大姐在另一張床上問：“六六，你今天下午跑到哪兒去了？爸爸說你中午就不見了。
” “上學去了。
”我睜開眼睛回答。
心想，你不是同樣也不在家！而且有意躲着我似的。
我本來平躺，這時就用背對着二姐。
“你沒有去上學，我曉得。
”大姐說。
“那還來問我做啥子？”我輕聲咕哝了一句。
2 三哥是長子，在家裡很霸道，父母寵他，他也認為該受寵。
他十五歲時，街上所有同齡的少年，都抓了個紅衛兵袖章戴着，就他幸運地擠上火車，到了北京，看毛主席。
他從北京回來的那個夜晚，象變魔術一樣，從身後抓出幾顆玻璃紙包的水果糖，把當時年齡還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給迷住了。
從1980年夏天開始，他就在和父母鬧别扭。
這陣子，他正在樓下房間裡向母親發脾氣，四姐的事是起因。
母親說他不顧家，白養了他。
為了脫離開家，不和父母五哥擠在樓下房間裡睡，他就跟街上一個姑娘神速結婚，當了人家的上門女婿，事後才告訴父母。
“你的媳婦，從不叫我一聲媽，”母親說。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從屋裡跨到堂屋說：“反正我們從小長到大都未靠過你們當父母的。
”他扔下這話就蹬蹬蹬走了。
閣樓裡的三位姐姐聽見了，都未作聲。
三哥從未與家人提起他在鄉下的經曆，也不提回城後在宜賓輪船分公司扛包當裝卸工的事。
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說出來的。
七十年代中後期知青開始回城，分配工作時領導開後門越發猖狂無忌：有後台的分到辦公室，行了賄的分到船上學技術，無權無勢的統統當裝卸工。
三哥他們一批青年裝卸工，鬧了一場罷工。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工人有此權。
領導一看見“鬧事”，就趕忙打電話，讓保衛人員和公安局趕來準備抓“為首的反革命分子”。
罷工的青年們逮住了領導收賄的實證。
文革後期慣用高壓手段的領導，見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隻能采勸和平解決”。
罷工總算有了結果：青年裝卸隊全體人員，重新分配。
三哥分配到長江上遊通航的頭一站趸船當水手，這是父親曾徑下放走船的航線。
他明白自己受到了處罰。
三哥咬着牙在那兒一幹就是六年，憑着他自己四處貼尋人對調單位的手寫張貼，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歲時才回到了重慶，在一個水運隊趸船當水手。
最早插隊的大姐，曾遠行它鄉的三哥，挑磚瓦的四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