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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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沒有這個權利。
我的姐姐哥哥沒感到有這必要，讓母親多吃——沒必要讓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點。
他們為我作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那難忍的日子裡。
後來，他們腦子裡忘了這一點，心裡卻很難忘記。
我感覺到這一點，卻一直未弄懂他們怨氣的由來。
我在母親的肚子裡就營養不良，在胎中就拒絕動彈。
母親覺得怪異，一直擔心害怕。
我是城中心七星崗那個婦幼保健中心生下來的。
母親說她到醫院去的路上，路過一家電影院，正在演《洪湖赤衛隊》。
在電影院門口，羊水流了下來，她忍着繼續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邊石階上。
過路的好心人見她大肚子，咬着牙，臉色慘白，就把她扶到這家醫院去。
母親生過那麼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醫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臍帶，洗和包。
母親捏算日子，我早過預産期，早該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這才去了城中心。
我生下來，過了許久也沒哭，醫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氣打屁股，才拍出我滿喉嚨胎裡帶來的苦水，我的哭聲隻是呻吟一樣的哼叫。
4 都說我有福氣，生下來已是1962年夏秋之際。
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終于緩解了連續三年，死了幾千萬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饑荒。
整個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之中，也隻有那幾年共産主義高調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時，人民又有了些存糧，毛主席就又勁頭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實驗來。
都說我有福氣，因為大饑荒總算讓毛主席明白了，前無古人的事還可以做，全國可以大亂大鬥，隻有吃飯的事不能胡來。
文革中工廠幾乎停産，學校停課，農民卻大緻還在種田。
雖然缺乏食品，買什麼樣的東西都得憑票，大人孩子營養不良，卻還沒有到整年整月挨餓的地步。
人餓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沒勁兒到處抓人鬥人了。
饑餓是我的胎教，我們母女倆活了下來，饑餓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裡。
母親為了我的營養，究竟付出過怎樣慘重代價？我不敢想象。
我整個平靜的身體，一個年輕的外殼，不過是一個假相。
我的思想總是頑固地糾纏在一個苦惱中：為什麼我總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真希望那個跟在我身後的陌生男人不要離開，他該兇惡一點，該對我做點出格的事，“強暴”之類叫人發抖哆嗦的事。
那樣我就不多餘了，那樣的結局不就挺狂熱的嗎？這想法搞得我很興奮。
每天夜裡我總是從一個夢掙紮到另一個夢，尖叫着，大汗淋漓醒來，跟得了重病一樣。
我在夢裡總餓得找不到飯碗，卻聞到飯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個手裡有碗的人下跪。
為了一個碗，為了盡早地夠着香噴噴的紅燒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過我的人跪着作揖。
醒來一回想，我便詛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麼強烈的身體需求。
我一次次對自己否認：你不是生來這樣，胎兒不會有記憶，不會受委屈，不會有創傷。
但是我無法解釋我的某些行為。
比如，我對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已經這麼大一個姑娘了，還是永遠想吃好東西，永遠有吃不夠的欲望，而且吃再多還是瘦骨嶙峋。
聞見鄰居家竈上在炒雞蛋飯，我清口水長流。
我從不吃零食，讨厭同學中有小錢買零食的“五香嘴”，卻對肥肉特别饞，幻想以後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對受虧待特别敏感，不管什麼樣的虧待，别人受得了，我就不行。
心裡一鬧，怎麼想也想不開。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個特别好高要強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衆場合就緊張得什麼也說不出來。
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在似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僅個兒矮人一截，臉也瘦削些，連頭發也長得稀疏些。
我總在最不紮眼的角落裡呆着，覺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壓制：别人得意，總拿我做犧牲。
十八歲過去了，難道饑餓的後遺症就這麼嚴重？比我大幾歲的人出生後挨了餓，與我同年齡的人大都胎中挨過餓，幾乎都是死裡逃生。
為什麼他們高高興興忘掉了，現在享受着青春年華，日子過得自得其樂，我卻抑郁不歡。
難道我出生前後還經曆過别的什麼事？ 我很想讓母親講講這一段時期。
但母親總說：“災荒年嘛，蘇修美帝吧，‘反華大合唱’吧。
不也把你們幾個沒心沒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過來了，數那些陳年爛谷作啥子呢？” 母親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強。
一個擡杠子的女工，重慶所謂的“棒棒”女子，她怎麼度過這饑荒之年的？有誰會關心她？母親有的隻是她自己，或許，她曾讨好過大鍋飯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轉，也就比别人稠了幾分；或許，她曾向打菜的師傅陪過笑臉，手一高一揚，也就
我的姐姐哥哥沒感到有這必要，讓母親多吃——沒必要讓尚未出生的我多吃一點。
他們為我作了不必要的犧牲，在那難忍的日子裡。
後來，他們腦子裡忘了這一點，心裡卻很難忘記。
我感覺到這一點，卻一直未弄懂他們怨氣的由來。
我在母親的肚子裡就營養不良，在胎中就拒絕動彈。
母親覺得怪異，一直擔心害怕。
我是城中心七星崗那個婦幼保健中心生下來的。
母親說她到醫院去的路上，路過一家電影院，正在演《洪湖赤衛隊》。
在電影院門口，羊水流了下來，她忍着繼續走，痛得受不住就坐在街邊石階上。
過路的好心人見她大肚子，咬着牙，臉色慘白，就把她扶到這家醫院去。
母親生過那麼多孩子，除了大姐，都不是在醫院生的，她自己生，自己剪臍帶，洗和包。
母親捏算日子，我早過預産期，早該出生了，她怕我是死胎，這才去了城中心。
我生下來，過了許久也沒哭，醫生倒抓我的腿，使出力氣打屁股，才拍出我滿喉嚨胎裡帶來的苦水，我的哭聲隻是呻吟一樣的哼叫。
4 都說我有福氣，生下來已是1962年夏秋之際。
那年夏季的好收成終于緩解了連續三年，死了幾千萬人、弄到人吃人的地步的饑荒。
整個毛澤東時代三十年之中，也隻有那幾年共産主義高調唱得少些。
等我稍懂事時，人民又有了些存糧，毛主席就又勁頭十足地搞起他的“文化革命”政治實驗來。
都說我有福氣，因為大饑荒總算讓毛主席明白了，前無古人的事還可以做，全國可以大亂大鬥，隻有吃飯的事不能胡來。
文革中工廠幾乎停産，學校停課，農民卻大緻還在種田。
雖然缺乏食品，買什麼樣的東西都得憑票，大人孩子營養不良，卻還沒有到整年整月挨餓的地步。
人餓到成天找吃，能吃不能吃的都吃的地步，就沒勁兒到處抓人鬥人了。
饑餓是我的胎教，我們母女倆活了下來，饑餓卻烙印在我的腦子裡。
母親為了我的營養，究竟付出過怎樣慘重代價？我不敢想象。
我整個平靜的身體，一個年輕的外殼，不過是一個假相。
我的思想總是頑固地糾纏在一個苦惱中：為什麼我總感到自己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真希望那個跟在我身後的陌生男人不要離開，他該兇惡一點，該對我做點出格的事，“強暴”之類叫人發抖哆嗦的事。
那樣我就不多餘了，那樣的結局不就挺狂熱的嗎？這想法搞得我很興奮。
每天夜裡我總是從一個夢掙紮到另一個夢，尖叫着，大汗淋漓醒來，跟得了重病一樣。
我在夢裡總餓得找不到飯碗，卻聞到飯香，我悄悄地，害怕被人知道地哭，恨不得跟每個手裡有碗的人下跪。
為了一個碗，為了盡早地夠着香噴噴的紅燒肉，我就肯朝那些欺侮過我的人跪着作揖。
醒來一回想，我便詛咒自己，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人，我瞧不起自己，恨自己有那麼強烈的身體需求。
我一次次對自己否認：你不是生來這樣，胎兒不會有記憶，不會受委屈，不會有創傷。
但是我無法解釋我的某些行為。
比如，我對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已經這麼大一個姑娘了，還是永遠想吃好東西，永遠有吃不夠的欲望，而且吃再多還是瘦骨嶙峋。
聞見鄰居家竈上在炒雞蛋飯，我清口水長流。
我從不吃零食，讨厭同學中有小錢買零食的“五香嘴”，卻對肥肉特别饞，幻想以後的一天，能自己做主了，就天天吃肉。
而且，我對受虧待特别敏感，不管什麼樣的虧待，别人受得了，我就不行。
心裡一鬧，怎麼想也想不開。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個特别好高要強的女孩，我嘴笨，一到公衆場合就緊張得什麼也說不出來。
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在似錦如花的少女堆中，我不僅個兒矮人一截，臉也瘦削些，連頭發也長得稀疏些。
我總在最不紮眼的角落裡呆着，覺得受到别人的有意壓制：别人得意，總拿我做犧牲。
十八歲過去了，難道饑餓的後遺症就這麼嚴重？比我大幾歲的人出生後挨了餓，與我同年齡的人大都胎中挨過餓，幾乎都是死裡逃生。
為什麼他們高高興興忘掉了，現在享受着青春年華，日子過得自得其樂，我卻抑郁不歡。
難道我出生前後還經曆過别的什麼事？ 我很想讓母親講講這一段時期。
但母親總說：“災荒年嘛，蘇修美帝吧，‘反華大合唱’吧。
不也把你們幾個沒心沒肝的拉扯大了，不也熬過來了，數那些陳年爛谷作啥子呢？” 母親有意冷漠，反使我好奇心更強。
一個擡杠子的女工，重慶所謂的“棒棒”女子，她怎麼度過這饑荒之年的？有誰會關心她？母親有的隻是她自己，或許，她曾讨好過大鍋飯食堂打粥掌勺的，手一低一轉，也就比别人稠了幾分；或許，她曾向打菜的師傅陪過笑臉，手一高一揚，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