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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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别人多了小半。
饑荒年每個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圓亮，随時會為缺半兩少幾錢大動肝火哭鬧打架，但食堂總是有油水，養得活一二張嘴，包括肚子裡的小嘴。
當時食堂總由最嚴格最靠得住的黨員來管，這樣的好事，怎麼可能輪得上我們這種毫無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與母親的吵鬧中說，她去食堂打飯，那些掌勺的人給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飯，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沒用，便把清湯水飯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讓家裡餓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鬧，弄到一圈圈人圍觀，掌勺人隻好給大姐重新添幾勺稠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才被人欺，差點都成了餓死鬼！”大姐一向關不住嘴，但這樣指責母親，太不象話了。
母親氣得臉通紅，大口喘氣，竟也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話。
為什麼家裡人一提到饑荒之年，向母親發脾氣，母親就啞口無言了呢？她做了什麼理虧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節課，我腦子裡都在想母親的話，她将退休，領少得可憐的退休津貼。
我怎麼辦？聽從母親？不準備高考，就不能去學校，等于就見不到曆史老師。
後者最讓我難受。
而繼續複習，别說下學期，就是本學期還得用的課本、作業本，别想讓母親給，課本也許能借，作業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親的病休工資那麼低。
夜盲症應該算工傷退休，該給全薪。
如果我去把這件事辦成了，父親補幾年的工資，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嗎？我壯起膽，乘輪渡過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這個旮旯角角來。
”鄰居經常抱怨住在這個地方。
醫院，煤店，菜市場，電影院，郵局，不僅隔得老遠，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辦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遠門爬坡的主意。
我更是難得過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慶長江大橋建成，從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興奮若狂，歡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以為從此就是半個城中心人。
但不久就發現，我們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貧民區的人，得往山頂走，直走到有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車繞一個大圈，才能過橋。
時間長不說，付的錢還貴，一點沒沾到好處。
隻有遇上大霧封江，或洪水暴漲，渡船停開時，才去拼命擠公共汽車，從大橋上過江。
坐輪渡，路要短些，還省錢，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輪船公司勞資科，大約下午三點左右。
好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在看報喝茶，有個人在打電話聊天。
我問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理我。
然後，我走進辦公室，說我是退休職工子女，來這兒主要是想問問父親為什麼沒拿工傷退休工資？幾個人仍然照舊，不予理睬。
我再說了一遍，打電話的人擱了電話走過來，看看我，打着官腔說：“一個姑娘家，還能到公司來，還曉得來問父親的工資。
回家去，我們做這種工作都按黨的政策按中央文件辦事，哪會有錯？” 我覺得牙齒在抖，于是沒看說話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說了下去：我父親不僅不該拿病休工資，我父親的工齡也有錯，不該從1949年解放後算起。
他是1945年前參加輪船公司的，那時國共聯合抗日，按文件該算工齡。
不等我的話說完，喝茶的一個臉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來，從鼻子裡哼了一聲，“看你人年輕，還真有兩刷子。
也好，讓你看，看完就别在這兒給我們添亂。
”他掏出鑰匙，打開櫃子的鎖，從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從一堆紙片裡找出一個本子，翻到某一頁：“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後遺症目衰”。
我的父親規距得不讓我們家孩子說話帶一個髒字，他會有别的女人？決不會的，他心裡唯有我母親，他怎會和這樣的病有絲毫的聯系呢？我大聲嚷了起來，“這怎麼可能？我父親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 幾個幹部相視一下，大笑起來。
我很惶惑，父親那麼多年白天黑夜都在開船，眼睛累壞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時跌下河去的，差點還送了命，該算工傷。
“他的工資搞錯了，你們行行好糾正過來，”我聲音放低，懇求地說。
有人在問，“這不知高低的丫頭是他的第幾個女兒？” “好象是老六。
” “哦，老六，”笑聲裡夾有一種暧昧的鄙視，那種盯着我看的目光，仿佛在從頭到尾地剝開我，檢驗我。
勞資科的人經手着近萬人職工，對我父親的什麼事，卻比我清楚得多，他們的檔案袋掌握職工的命運。
我委屈極了，費了好大勁才沒讓淚流下來。
我的腳步跨出這間辦公室後，心裡很害怕，怎麼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來，令我驚吓不已。
饑荒年每個人眼睛都瞪得癫狂圓亮，随時會為缺半兩少幾錢大動肝火哭鬧打架，但食堂總是有油水，養得活一二張嘴，包括肚子裡的小嘴。
當時食堂總由最嚴格最靠得住的黨員來管，這樣的好事，怎麼可能輪得上我們這種毫無靠山的人家？ 大姐不止一次在與母親的吵鬧中說，她去食堂打飯，那些掌勺的人給她打最清最淡的稀飯，跟水差不多，她坐在凳子上哭，沒用，便把清湯水飯端回家，在路上喝掉一半，讓家裡餓得七歪八倒的弟妹一起去食堂鬧，弄到一圈圈人圍觀，掌勺人隻好給大姐重新添幾勺稠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才被人欺，差點都成了餓死鬼！”大姐一向關不住嘴，但這樣指責母親，太不象話了。
母親氣得臉通紅，大口喘氣，竟也忍住了要脫口而出的話。
為什麼家裡人一提到饑荒之年，向母親發脾氣，母親就啞口無言了呢？她做了什麼理虧的事？ 5 第二天上午的四節課，我腦子裡都在想母親的話，她将退休，領少得可憐的退休津貼。
我怎麼辦？聽從母親？不準備高考，就不能去學校，等于就見不到曆史老師。
後者最讓我難受。
而繼續複習，别說下學期，就是本學期還得用的課本、作業本，别想讓母親給，課本也許能借，作業本呢？着急之中，我想起父親的病休工資那麼低。
夜盲症應該算工傷退休，該給全薪。
如果我去把這件事辦成了，父親補幾年的工資，不就有我的一份了嗎？我壯起膽，乘輪渡過江到城中心。
“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鬼都不到這個旮旯角角來。
”鄰居經常抱怨住在這個地方。
醫院，煤店，菜市場，電影院，郵局，不僅隔得老遠，而且高了或低了上百米，辦任何小事，都得打定出遠門爬坡的主意。
我更是難得過江到城中心去。
1980年重慶長江大橋建成，從城中心跨江通南岸，南岸人興奮若狂，歡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以為從此就是半個城中心人。
但不久就發現，我們這些住在隔江半山坡上貧民區的人，得往山頂走，直走到有馬路的地方，乘公共汽車繞一個大圈，才能過橋。
時間長不說，付的錢還貴，一點沒沾到好處。
隻有遇上大霧封江，或洪水暴漲，渡船停開時，才去拼命擠公共汽車，從大橋上過江。
坐輪渡，路要短些，還省錢，因此一切如故。
找到省輪船公司勞資科，大約下午三點左右。
好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坐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在看報喝茶，有個人在打電話聊天。
我問了好幾聲，沒有一個人理我。
然後，我走進辦公室，說我是退休職工子女，來這兒主要是想問問父親為什麼沒拿工傷退休工資？幾個人仍然照舊，不予理睬。
我再說了一遍，打電話的人擱了電話走過來，看看我，打着官腔說：“一個姑娘家，還能到公司來，還曉得來問父親的工資。
回家去，我們做這種工作都按黨的政策按中央文件辦事，哪會有錯？” 我覺得牙齒在抖，于是沒看說話人，眼睛盯着桌子，按打了一上午的腹稿說了下去：我父親不僅不該拿病休工資，我父親的工齡也有錯，不該從1949年解放後算起。
他是1945年前參加輪船公司的，那時國共聯合抗日，按文件該算工齡。
不等我的話說完，喝茶的一個臉刮得光光的男人站起來，從鼻子裡哼了一聲，“看你人年輕，還真有兩刷子。
也好，讓你看，看完就别在這兒給我們添亂。
”他掏出鑰匙，打開櫃子的鎖，從摞成小山一般的宗卷中，取出一袋卷宗，翻了半天，才從一堆紙片裡找出一個本子，翻到某一頁：“你自己看吧！” 我按照他指着的地方，一看，吓了一跳：“梅毒治愈後遺症目衰”。
我的父親規距得不讓我們家孩子說話帶一個髒字，他會有别的女人？決不會的，他心裡唯有我母親，他怎會和這樣的病有絲毫的聯系呢？我大聲嚷了起來，“這怎麼可能？我父親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 幾個幹部相視一下，大笑起來。
我很惶惑，父親那麼多年白天黑夜都在開船，眼睛累壞了，明明是在船上工作時跌下河去的，差點還送了命，該算工傷。
“他的工資搞錯了，你們行行好糾正過來，”我聲音放低，懇求地說。
有人在問，“這不知高低的丫頭是他的第幾個女兒？” “好象是老六。
” “哦，老六，”笑聲裡夾有一種暧昧的鄙視，那種盯着我看的目光，仿佛在從頭到尾地剝開我，檢驗我。
勞資科的人經手着近萬人職工，對我父親的什麼事，卻比我清楚得多，他們的檔案袋掌握職工的命運。
我委屈極了，費了好大勁才沒讓淚流下來。
我的腳步跨出這間辦公室後，心裡很害怕，怎麼人都有好多秘密？而且一下冒出來，令我驚吓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