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為什麼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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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夢？當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夢就直接叫“白日夢”，或“主流白日夢”。
所有這種詞，都是“弱勢集團”用來自衛的術語，強調自己應當特殊的對待。
以前的文學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學評論，是男性批評家世界；寫小說，是男人的事。
這才需要強調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須有多少女性幹部硬是得提拔培養一樣。
我們要看一下中國文學界讀書界，女性作家有沒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義？ 我個人覺得沒有此必要。
我們已經不再是一個弱勢集團，至少我不想做一個弱勢群體中的人。
我願意男作家、男評論家、男讀者，就把我虹影當作家，别當什麼女作家。
實際上讀者不會因為作家是女的就照應一點，沒有上級，比如當初參加作協時，因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養我。
我認為，中國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礎上與男作家競争，抗衡。
不打“女性主義”旗幟，不自貼标簽，我們也能做到寫出好東西，有意義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屬于女性主義，那我也不反對。
男作家也一樣有男性主義。
這樣回答你的問題：我本人生錯了性别，既然為女的，我一些小說中的第一稱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會從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義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為之。
新長篇《阿難》如果有女性意識，也是這個意義上的。
記者：你的《阿難》又将诠釋諸般的女性經驗，或者是什麼新的路數？ 虹影：剛才我已經表明我的立場。
寫《阿難》這部小說時，我正在處理《K》，别人牽我進官司那些勞心費神的事。
當時我在恒河邊，真想一頭跳入河裡，一了百了，極端絕望。
所以寫《阿難》對我是一個鍛煉，我必須心平氣和，心靜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濁的河，超越生死間的種種受苦。
我得原諒這些磨難，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難》，若你愛《阿難》，你就會愛我。
中國經濟起飛了，人民富起來了，一部分人成了資本家，這好不好？當然好，這是中國曆史上的大事。
人民物質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裡人已經過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當然是大好事。
這點必須肯定。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沒有副作用的藥物不存在，況且是全社會商業化這樣的猛劑。
首先當然是改富之“道”：“君子愛财，取之有道。
”道即職業道德，資本家也得有職業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識。
現在沒有。
一個個首富之垮台，大邱莊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廈門遠華的賴昌星，都是惡例甚至罪犯，這個問題太大，《阿難》隻是觸及。
書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時也是北京的一個調查人員，她負責監視的有重大走 私嫌疑的南方一個大财團董事長，突然失蹤。
她得到情報，說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
她覺得這沒有可能，因為經濟犯人一般逃亡歐美。
但是她還是循迹追去，從德裡開始，一路逐漸發現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蹤迹，這個富商原先是流浪搖滾歌手，藝名阿難，現在似乎在重操舊業；她也發現此人上輩的身世，他的父親二次大戰中是中國遠征軍軍官，流亡到印度，并且愛上一個印度女子。
我書中主人公的追蹤，引出兩代人流浪的故事。
最後，當她決定離開時，發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說中流浪的路線，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釋伽牟尼與他的弟子阿難等流浪傳教路線，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遊曆這一帶。
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難流浪時已經沒有信仰，在金錢誘惑下犯過罪，但有着漂流的願望。
他最後的結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這個漂流願望的自然延伸。
小說暗示了佛教徒出家雲遊，四海為家，作為生活方式，遠勝于正在迅速商業化的社會 中人心的污濁。
解脫貪婪仇恨的辦法，似乎是回向流浪的純淨。
《阿難》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靈深處。
《阿難》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慘情小說，但實際上是有趣情節掩蓋的問題小說——不僅是當今社會現實，而是我們靈魂如何安置的問題。
2．于“海歸”文學 王幹：虹影這兩部小說寫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鐘山》當編輯，1994年時我編輯過她的小說，那個時候虹影的小說還沒有這麼和諧，這麼在節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
《K》控制得不好就會有海淫海盜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諧，就會讓你覺得審美意義上的、文化意義上的沖突，謀求東西方文化的溝通。
一般女性作家寫不出來，就是碰上這個題材也不會寫成這種模樣，這和虹影的經曆有關系。
她原來在國内創作，後來到英國。
她有機會也有可能同時反觀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夠比較冷靜地、客觀地把東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較清晰的理解、把握。
《K》把虹影這麼多年來對東西方文化的感性認識全部放進去，我們在小說中處處能感覺到她對東西方文化的感悟。
剛才我們是說小說以外的意義，從小說層面上講，小說和諧、舒服是虹影采取了“零距離”的叙述手法。
傳統小說講究跟人物之間的距離，不論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叙述，總是與筆下人物保持某種距離。
《K》作家跟人物之間沒有距離，這樣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親切，不經意去看有一種日記風在裡面。
這跟作家的文化經曆、文化準備、文化審美分不開。
《K》裡林寫得最充分。
朱利安呢，也零距離，這跟她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理解有關系。
《饑餓的女兒》帶有自傳的色彩，用零距離也能解釋，《饑餓的女兒》也有東方女性主義，是寫中國西南地區女性的成長史，大量的苦難，對西方人來講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東方景觀。
她早先的小說有先鋒文化的痕迹，詩性大于真實性，《饑餓的女兒》與《K》是從詩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說的内涵和寓義也比較豐富。
虹影本身也是一個螺旋式的回歸，她早期寫詩，詩性叙述受西方先鋒派文學的影響比較明顯，她到英國以後，又回過頭來發現了東方叙述的魅力，《K》裡的叙述語言很甯靜、很白描的，是不繁複的、歐化的方式。
她是從對西
所有這種詞，都是“弱勢集團”用來自衛的術語，強調自己應當特殊的對待。
以前的文學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學評論，是男性批評家世界；寫小說，是男人的事。
這才需要強調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須有多少女性幹部硬是得提拔培養一樣。
我們要看一下中國文學界讀書界，女性作家有沒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義？ 我個人覺得沒有此必要。
我們已經不再是一個弱勢集團，至少我不想做一個弱勢群體中的人。
我願意男作家、男評論家、男讀者，就把我虹影當作家，别當什麼女作家。
實際上讀者不會因為作家是女的就照應一點，沒有上級，比如當初參加作協時，因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養我。
我認為，中國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礎上與男作家競争，抗衡。
不打“女性主義”旗幟，不自貼标簽，我們也能做到寫出好東西，有意義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屬于女性主義，那我也不反對。
男作家也一樣有男性主義。
這樣回答你的問題：我本人生錯了性别，既然為女的，我一些小說中的第一稱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會從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義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為之。
新長篇《阿難》如果有女性意識，也是這個意義上的。
記者：你的《阿難》又将诠釋諸般的女性經驗，或者是什麼新的路數？ 虹影：剛才我已經表明我的立場。
寫《阿難》這部小說時，我正在處理《K》，别人牽我進官司那些勞心費神的事。
當時我在恒河邊，真想一頭跳入河裡，一了百了，極端絕望。
所以寫《阿難》對我是一個鍛煉，我必須心平氣和，心靜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濁的河，超越生死間的種種受苦。
我得原諒這些磨難，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難》，若你愛《阿難》，你就會愛我。
中國經濟起飛了，人民富起來了，一部分人成了資本家，這好不好？當然好，這是中國曆史上的大事。
人民物質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裡人已經過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當然是大好事。
這點必須肯定。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沒有副作用的藥物不存在，況且是全社會商業化這樣的猛劑。
首先當然是改富之“道”：“君子愛财，取之有道。
”道即職業道德，資本家也得有職業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識。
現在沒有。
一個個首富之垮台，大邱莊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廈門遠華的賴昌星，都是惡例甚至罪犯，這個問題太大，《阿難》隻是觸及。
書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時也是北京的一個調查人員，她負責監視的有重大走 私嫌疑的南方一個大财團董事長，突然失蹤。
她得到情報，說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
她覺得這沒有可能，因為經濟犯人一般逃亡歐美。
但是她還是循迹追去，從德裡開始，一路逐漸發現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蹤迹，這個富商原先是流浪搖滾歌手，藝名阿難，現在似乎在重操舊業；她也發現此人上輩的身世，他的父親二次大戰中是中國遠征軍軍官，流亡到印度，并且愛上一個印度女子。
我書中主人公的追蹤，引出兩代人流浪的故事。
最後，當她決定離開時，發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說中流浪的路線，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釋伽牟尼與他的弟子阿難等流浪傳教路線，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遊曆這一帶。
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難流浪時已經沒有信仰，在金錢誘惑下犯過罪，但有着漂流的願望。
他最後的結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這個漂流願望的自然延伸。
小說暗示了佛教徒出家雲遊，四海為家，作為生活方式，遠勝于正在迅速商業化的社會 中人心的污濁。
解脫貪婪仇恨的辦法，似乎是回向流浪的純淨。
《阿難》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靈深處。
《阿難》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慘情小說，但實際上是有趣情節掩蓋的問題小說——不僅是當今社會現實，而是我們靈魂如何安置的問題。
2．于“海歸”文學 王幹：虹影這兩部小說寫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鐘山》當編輯，1994年時我編輯過她的小說，那個時候虹影的小說還沒有這麼和諧，這麼在節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
《K》控制得不好就會有海淫海盜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諧，就會讓你覺得審美意義上的、文化意義上的沖突，謀求東西方文化的溝通。
一般女性作家寫不出來，就是碰上這個題材也不會寫成這種模樣，這和虹影的經曆有關系。
她原來在國内創作，後來到英國。
她有機會也有可能同時反觀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夠比較冷靜地、客觀地把東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較清晰的理解、把握。
《K》把虹影這麼多年來對東西方文化的感性認識全部放進去，我們在小說中處處能感覺到她對東西方文化的感悟。
剛才我們是說小說以外的意義，從小說層面上講，小說和諧、舒服是虹影采取了“零距離”的叙述手法。
傳統小說講究跟人物之間的距離，不論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叙述，總是與筆下人物保持某種距離。
《K》作家跟人物之間沒有距離，這樣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親切，不經意去看有一種日記風在裡面。
這跟作家的文化經曆、文化準備、文化審美分不開。
《K》裡林寫得最充分。
朱利安呢，也零距離，這跟她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理解有關系。
《饑餓的女兒》帶有自傳的色彩，用零距離也能解釋，《饑餓的女兒》也有東方女性主義，是寫中國西南地區女性的成長史，大量的苦難，對西方人來講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東方景觀。
她早先的小說有先鋒文化的痕迹，詩性大于真實性，《饑餓的女兒》與《K》是從詩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說的内涵和寓義也比較豐富。
虹影本身也是一個螺旋式的回歸，她早期寫詩，詩性叙述受西方先鋒派文學的影響比較明顯，她到英國以後，又回過頭來發現了東方叙述的魅力，《K》裡的叙述語言很甯靜、很白描的，是不繁複的、歐化的方式。
她是從對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