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為什麼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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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追随到對東方文化的參悟，也是回歸，代表了現在“海歸文學”的傾向。
我正編一套書，叫“海歸女作家文叢”，因為現在中國出現了一批從海外歸來的女作家，像虹影、嚴歌苓、張辛欣、劉索拉、張仁槿、周槿、維敏，大概有七八十個都是從海外歸來的女作家，她們真的不一樣，表現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沖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識。
比如《K》、《饑餓的女兒》一看就本土意識很強，一看就是中國式的苦難、中國式的文化，很明顯。
而比如《上海寶貝》，如果說是翻譯小說也很像，是一廂情願地與西方文化接軌、靠攏、認同。
海歸現象是中國文化現象中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記者：現在一說“海歸”，人們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經濟方面的海歸。
王幹：海歸不僅是經濟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
其實中國新文化的誕生就是“海歸”造成的，胡适、魯迅、郭沫若，老舍…… 記者：都是“老海歸”。
王幹：中國新文學怎麼産生的，就是一大批海歸人士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
錢鐘書歸來的《圍城》一開始就是寫海歸的過程。
新世紀的文學“海歸”加盟越來越多，而且“海歸”裡女作家，據我了解也越來越多。
很多女性到國外以後，特别是學文科的，很快就搞創作，原先不搞的也搞。
什麼原因?一是對母語的熱愛，一是有閑暇，再一是用文字思鄉、懷念，因為出去後與周圍文化很隔膜，很孤獨，隻有文學表達内心的焦慮、安慰。
記者：可是您列舉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歸”，反而是作品先“海歸”，這和科技、經濟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幹：很多人也已回來了。
中國文學的土壤是發展的空間，所以不要隻看經濟的“海歸”，實際上是對文化的“海歸”。
記者：虹影，你認為自己算“海歸”嗎？在海外和在國内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虹影：中國是我的祖國，不歸來是不可能的，沒有不想歸來的人。
暫時居住在國外，是命運使然。
中國有整整幾代最出色的頭腦，都在國外。
國内有些文化人，心裡總有點“茶涼學”，既然你們出去了，國内就是我的地盤。
我自己多年來遇到過幾個女同行這樣的打整。
這不好，不好在哪裡？因為祖國是共同的，是我們大家的。
任何一行，有人在國外，對我們中國隻有好處。
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沒有一大幫猶太人住在國外，哪來他們在各方面的回旋餘地？ 我這是朝簡單方面說。
我是寫小說的，就談小說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請人翻譯出版各種語言版本，我當然喜歡看到原文書，隻有原文書會讓我内心欣慰。
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轉，玩得精美”的語言。
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馬觀花，的确讓我看到事情的複雜，多長了不少見識。
我當然是“海歸”，我在國内住半年，在國外住半年，畢竟論到寫作時，任何地方都一樣，都得關起門來，六親不認，集中心思，一個人寫字。
關于那些“妖”什麼的，我想最好給别人點長大成熟的時間。
不會太長，她們就會成熟的。
記者：記得你在一個采訪中說過，在國外像有玻璃幕牆隔膜着你與環境，那是種什麼樣的生活？回望中國，看到了什麼不一樣的東西了嗎？ 虹影：那是一種很孤獨的隐居生活。
排開配合歐美出版社做宣傳我的書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絕見人，隻和家人在一起，和幾個極親密的朋友往來。
清早起來将地闆清理一遍，打掃衛生。
平常，做菜、養花養魚，花園裡蘋果樹、櫻桃樹、桃樹、梨樹我走時都開花了，魚池裡荷花都冒出芽了。
現在到了北京的家，一個人坐擁“書城”“網城”，一個人對牆打兵乓球。
在倫敦我的書房是個白色閣樓，夜裡一打開大斜窗，全是亮麗的星星，我知道中國正是陽光燦爛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念中國。
所以帶着這種感情，想象力更豐富，發揮得更自如，沒有什麼限制。
這是跨越時空的寫法，也可以成為有意識的藝術行為。
想想我自己的生活，從80年代離家到現在，可以說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
前後花了二十年，經曆過很多奇事怪事。
對寫作者來說，住什麼地方其實一點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卻不同。
如同我看美國與阿富汗的戰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樣。
國際新左派已經開始征求簽名，反對進攻阿富汗。
我認為西方不會滿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個人。
俄國很積極報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決整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文明沖突将會是一個幾十年的大題目。
對于異鄉者，這就是一個切身大難題：英國許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幫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經死在那裡。
英國穆斯林社團現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這是大題目，暫且不談。
說小題目。
十年前英國保守黨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闆球，你為哪一個隊歡呼，就是哪國人。
”這個“泰比特測試法”還真難處理。
當時泰比特到倫敦大學演說，汽車剛進校門，就被學生包圍起來猛踢猛砸。
這當然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現在同一個問題，已經不用拳腳，而是用戰争。
哪怕這次戰争過後，“泰比特測試法”依然會是一個綿延幾個世紀的巨大問題，與過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鎖國界。
無論《阿難》還是《K》都是寫這沖突，寫我們内心深處的“泰比特測試”。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現在已經是對抗勢态。
白種人對伊斯蘭的恐怖，以後可能還有對黃種人的恐怖，會變成頑強的潛心理。
歐洲的白人，自從多佛事件、澳大利亞船民事件之後，對“移民”兩字，談虎色變。
但是沒有移民，哪來現代世界？海關能擋住思想？ 《阿難》和《K》都是寫中西文化沖突與調節的困難，哪怕情人之間，最後都難以溝通。
我不會漠視這個問題：中西文化沖突的愛情悲劇，一曲永恒的哀歌。
3．于文學作品中的性描寫 王幹：《K》是情愛小說，或者用現在流行的詞叫情色小說——不是色情小說，它寫到很多性愛、床上戲，甚至寫到性技巧，東方的性神秘主義，但整個小說不是色情的
我正編一套書，叫“海歸女作家文叢”，因為現在中國出現了一批從海外歸來的女作家，像虹影、嚴歌苓、張辛欣、劉索拉、張仁槿、周槿、維敏，大概有七八十個都是從海外歸來的女作家，她們真的不一樣，表現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沖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識。
比如《K》、《饑餓的女兒》一看就本土意識很強，一看就是中國式的苦難、中國式的文化，很明顯。
而比如《上海寶貝》，如果說是翻譯小說也很像，是一廂情願地與西方文化接軌、靠攏、認同。
海歸現象是中國文化現象中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記者：現在一說“海歸”，人們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經濟方面的海歸。
王幹：海歸不僅是經濟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
其實中國新文化的誕生就是“海歸”造成的，胡适、魯迅、郭沫若，老舍…… 記者：都是“老海歸”。
王幹：中國新文學怎麼産生的，就是一大批海歸人士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發展。
錢鐘書歸來的《圍城》一開始就是寫海歸的過程。
新世紀的文學“海歸”加盟越來越多，而且“海歸”裡女作家，據我了解也越來越多。
很多女性到國外以後，特别是學文科的，很快就搞創作，原先不搞的也搞。
什麼原因?一是對母語的熱愛，一是有閑暇，再一是用文字思鄉、懷念，因為出去後與周圍文化很隔膜，很孤獨，隻有文學表達内心的焦慮、安慰。
記者：可是您列舉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歸”，反而是作品先“海歸”，這和科技、經濟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幹：很多人也已回來了。
中國文學的土壤是發展的空間，所以不要隻看經濟的“海歸”，實際上是對文化的“海歸”。
記者：虹影，你認為自己算“海歸”嗎？在海外和在國内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虹影：中國是我的祖國，不歸來是不可能的，沒有不想歸來的人。
暫時居住在國外，是命運使然。
中國有整整幾代最出色的頭腦，都在國外。
國内有些文化人，心裡總有點“茶涼學”，既然你們出去了，國内就是我的地盤。
我自己多年來遇到過幾個女同行這樣的打整。
這不好，不好在哪裡？因為祖國是共同的，是我們大家的。
任何一行，有人在國外，對我們中國隻有好處。
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沒有一大幫猶太人住在國外，哪來他們在各方面的回旋餘地？ 我這是朝簡單方面說。
我是寫小說的，就談小說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請人翻譯出版各種語言版本，我當然喜歡看到原文書，隻有原文書會讓我内心欣慰。
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轉，玩得精美”的語言。
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馬觀花，的确讓我看到事情的複雜，多長了不少見識。
我當然是“海歸”，我在國内住半年，在國外住半年，畢竟論到寫作時，任何地方都一樣，都得關起門來，六親不認，集中心思，一個人寫字。
關于那些“妖”什麼的，我想最好給别人點長大成熟的時間。
不會太長，她們就會成熟的。
記者：記得你在一個采訪中說過，在國外像有玻璃幕牆隔膜着你與環境，那是種什麼樣的生活？回望中國，看到了什麼不一樣的東西了嗎？ 虹影：那是一種很孤獨的隐居生活。
排開配合歐美出版社做宣傳我的書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絕見人，隻和家人在一起，和幾個極親密的朋友往來。
清早起來将地闆清理一遍，打掃衛生。
平常，做菜、養花養魚，花園裡蘋果樹、櫻桃樹、桃樹、梨樹我走時都開花了，魚池裡荷花都冒出芽了。
現在到了北京的家，一個人坐擁“書城”“網城”，一個人對牆打兵乓球。
在倫敦我的書房是個白色閣樓，夜裡一打開大斜窗，全是亮麗的星星，我知道中國正是陽光燦爛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念中國。
所以帶着這種感情，想象力更豐富，發揮得更自如，沒有什麼限制。
這是跨越時空的寫法，也可以成為有意識的藝術行為。
想想我自己的生活，從80年代離家到現在，可以說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
前後花了二十年，經曆過很多奇事怪事。
對寫作者來說，住什麼地方其實一點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卻不同。
如同我看美國與阿富汗的戰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樣。
國際新左派已經開始征求簽名，反對進攻阿富汗。
我認為西方不會滿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個人。
俄國很積極報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決整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文明沖突将會是一個幾十年的大題目。
對于異鄉者，這就是一個切身大難題：英國許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幫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經死在那裡。
英國穆斯林社團現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這是大題目，暫且不談。
說小題目。
十年前英國保守黨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闆球，你為哪一個隊歡呼，就是哪國人。
”這個“泰比特測試法”還真難處理。
當時泰比特到倫敦大學演說，汽車剛進校門，就被學生包圍起來猛踢猛砸。
這當然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現在同一個問題，已經不用拳腳，而是用戰争。
哪怕這次戰争過後，“泰比特測試法”依然會是一個綿延幾個世紀的巨大問題，與過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鎖國界。
無論《阿難》還是《K》都是寫這沖突，寫我們内心深處的“泰比特測試”。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現在已經是對抗勢态。
白種人對伊斯蘭的恐怖，以後可能還有對黃種人的恐怖，會變成頑強的潛心理。
歐洲的白人，自從多佛事件、澳大利亞船民事件之後，對“移民”兩字，談虎色變。
但是沒有移民，哪來現代世界？海關能擋住思想？ 《阿難》和《K》都是寫中西文化沖突與調節的困難，哪怕情人之間，最後都難以溝通。
我不會漠視這個問題：中西文化沖突的愛情悲劇，一曲永恒的哀歌。
3．于文學作品中的性描寫 王幹：《K》是情愛小說，或者用現在流行的詞叫情色小說——不是色情小說，它寫到很多性愛、床上戲，甚至寫到性技巧，東方的性神秘主義，但整個小說不是色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