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分寂靜，半生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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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又借機把這個給縣裡捅下大婁子的‘出頭椽子’給變相地開除了，還讓他帶走了五個下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個下崗分流的幹部哭天抹淚地誰也不願上顧立源那個‘邊貿公司’去報到，誰也不願跟這個‘傻小子’一起去承擔這責任：拿着五千元的承諾，顧立源足足有好幾晚上沒法入睡。
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維系在這一着上了。
他堅信陶裡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邊貿中找到巨大的發展空間。
他堅信邊境貿易能把這個沉寂了千數百年的邊境窮縣方方面面的經濟潛力激活起來。
但第一筆生意到底找誰去做，拿什麼去做，做什麼才能真正有利可雷。
他不是學經濟的，也從沒做過生意，再說，區區五千元．真是隻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開做，他還得去找資金。
可是縣城裡所有銀行的領導那些日子裡忽然間都‘出差’了，隻要聽說顧立源找他們談貸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
包括機關裡的那些同事，平時都很熟，跟你談什麼都可以說是談‘邊貿’．對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顧立源糾纏上了，以後要跟他一起來分擔這個‘責任’。
當時願意走近顧立源的隻有兩個人，一個人是祝磊，另一個就是饒上都。
祝磊在大學裡是學經濟的，分回陶裡根以後，在縣實驗中學當教員。
因為同是大學畢業後不得志而分回陶裡根來的，他倆平時就有不少的接觸。
祝磊研究生畢業時做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試論我國高緯度地區邊境貿易的現狀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邊境兩邊互通有無，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麼東西。
第一份跟對岸進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為顧立源策劃的。
而饒上都倒賣倒買所謂的名犬時攢了些錢；另外，他在對岸生意界和政府裡也有一幫子熟人。
他願意把這些錢和關系，作為‘資源’都拿出來供顧立源使用，條件隻有一個：将來如果賺了，請還本付息。
‘如果賠了呢?’顧立源當時這樣問他。
‘賠了，就算我交您這麼個朋友付的手續費。
’饒上都這麼回答。
後來租船的錢，買酒和水果的錢，雇船工和搬運工的錢，在對岸疏通關系請客送禮的錢……全都是饒上都掏的。
饒上都甚至還答應了顧立源這樣一個極為苛刻的，不僅‘不平等’，而且還帶有一定侮辱性的約定：整個過程中，饒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參與了這件事。
也就是說，花了他的錢，還不許他對人說這錢是他的。
饒上都明白顧立源這麼做的原因：饒有前科，政治上有污點。
如果一開始就讓人知道此事有饒的參與，而且是資金的主要投入者，那麼，來自各方的阻力和壓力，很可能就會使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對顧立源提出的這一切，饒上都全應承了。
這讓顧立源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激。
對用不用饒上都的錢，跟不跟饒上都這樣的人打交道，顧立源是猶豫再三的。
要把對自己人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第一步跟一個坐過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塊兒，确實是要有一點勇氣和魄力的，且還要有一點大智慧和大決斷力。
對于顧立源來說，當時已是别無選擇。
幹成這件事是第一位的。
他太需要幹成這樣一檔子事了。
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後顧地花了饒上都的這一大筆錢。
讓他完全沒想到的是，事情幹成後所形成的轟動效應，居然使萬分激動的陶裡根人都無暇去追問顧立源當時是從誰腰包裡掏出錢來運作這一切的…… “十年後，人們漸漸冷靜下來，有人開始追問顧立源跟饒上都的這種種關系，也有人跟顧立源打趣道：‘你小子當年膽兒夠大的。
刑滿釋放分子的錢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 “顧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願花刑滿釋放分子的錢。
我也．願意花你們這些正人君子良家婦女的錢：但你們這些正人君子良家婦女當時讓我花你們的錢嗎?’ “顧立源這人講情義；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饒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幹勁兒和聰明勁兒．甚至還可以說看上了他那點‘油勁兒’；雖然是個外來戶，但又願意紮根落戶在陶裡根。
而這些年來．這樣的人在陶裡根越來越少了：隻要有一點能耐有一點辦法的．都想方設法往大中城市跑：據于以上這些因素，顧立源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在設法報答這個饒上都，并有意地為他創造了許多于事的機會和條件。
包括那個副市長祝磊，也包括外頭盛傳的所謂的‘陶裡根集團’，他們和顧主源之間的這種‘關系’，都是這麼曆史地形成的。
就說那個‘瑪裡根集團’吧，主要是差不多時間跟顧立源似的從各大學畢業返回陶裡根的一批年輕人。
當時的這 批大學生還比較‘憨’。
比較‘傻’，經不住人家三說兩勸地，就回家鄉來改變‘一窮二白’面貌來了。
在他們以後，更年輕的一撥又一撥孩子，從陶裡根考出去以後．你看還有誰回陶裡根的?大學畢了業，甯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臨工，謀個啥自由職業的混混，也不願回陶裡根。
因此當初那一批大學畢業生在當地就成了寶貝。
顧立源一掌權．很自然地就把這些同齡人攏到了自己身邊，委以了重任。
但他也不是隻用那批大學生。
你看我，年齡比他們小六七歲七八歲．拿的隻是電大的文憑，不論從哪方面衡量，都是一個土八路．可顧立源不照樣起用了我嗎?我說到這兒，勞爺馬上反駁道：‘這歸根結底跟你是陶裡根人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吧?’我又舉了饒上都的例子回駁他：‘那你說他看好饒上都是因為什麼?饒上都總不是羯裡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顧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裡頭，但誰當政，不用自己比較熟悉和比較親近的人?用你是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麼敢放手讓你去做事?你不親近他，他怎麼放心讓你去替他做事?舉賢不避親，古已有之嘛。
’ “聽我說了這一大段話以後，勞爺呆在那兒，坐了好大一會兒，才低聲地問道：‘那麼，照你這麼說，顧代省長在陶裡根時期，十全十美了?可我聽到的反映不是這樣。
’ “我問：‘你還聽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說饒上都私下裡給他送了兩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
在上海的那套，說是花了一百多萬美元，還是三十年代英國人建的花園别墅。
光裝修就花了二百來萬人民币。
有鼻子有眼，說得跟真的似的。
拉xx巴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饒上都那樣老練圓滑的商人，他真要給領導送個啥，能鬧騰得滿城風雨，路人皆知?反過來，你也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凡是鬧得滿城風雨，路人皆知的，一準是口頭文學，民間創造，臆想的成分不會少。
倒是不少人對他後期行政幹預，愣讓銀行貸給饒上都五個億，開發那個高檔别墅區，又基本上沒賣出去多少。
讓銀行背上了個大包袱，挺有意見。
但這樣的事情，在現階段很難避免。
真的很難避免。
這樣的失誤絕對也不止出現在顧立源一個人身上，也不是顧立源個人的人品問題，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問題。
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樣實行高官問責制，真去嚴格追究這種失誤的個人責任，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在中國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從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政治大地震。
實事求是地說，把責任完全歸結到這些高官個人頭上，也是不公平的。
因為……因為，問題的根源并不在個人身上。
這裡有一個大環境的問題，有一個體制的問題……’ “‘但是，許多陶裡根的老人都告訴我，顧立源在當市長前，不是這樣的。
原先他也挺聰明挺能幹，但也許是因為受父親和家庭的影響，幹啥都還比較小心謹慎，還知道這世界上有“不可能”這三個字。
後來……後來，整個兒就不對頭了，當了市長，尤其是他任市委書記以後，一直到調任副省長以前，變化特别大，簡直就跟換，個人似的，簡直……簡直……怎麼說好呢?用他們的原話說，這世界上好像整個兒……整個兒就沒他不可能的事了。
這個反映準确不?’勞爺鄭重地問道。
“我當時是這樣回答他的：‘我還是要勸告你，不要把這問題簡單化了。
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對的。
’ “‘那麼請你教教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才不至于簡單化了?，勞爺挺認真地問道： “我忙擺擺手答道：‘别說什麼教教啊：咱倆誰教誰啊?你要這麼說，我可就無地自容了。
但我覺得要是能分這樣三個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也許就會客觀一些，公正一些。
一，在這個階段，我們這位顧代省長确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請你注意群衆反映中提及的一個限制性前提，他們說一直到調任副省長以前——也就是說，不少人都注意到，當他調到省裡當副省長以後，情況又有好轉，甚至是極大的好轉：這一點是絕對不應該疏忽的。
三，如果說他在擔任陶裡根市委書記兼市長期間确有所變化，甚至我們也承認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并且也承認因為這些變化，他在決策的推行過程中，釀成了某些失誤=他本人固然要為這些失誤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的那樣，實事求是地說，把責任完全推給這些高官個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我這麼說，絕不是因為我自己現在也擔任着一定的領導工作……’ “‘按你的意思，應該讓誰來承擔責任?社會?體制?這是不是太虛了?讓紀檢和司法部門怎麼去追究社會和體制的責任，可能嗎?’勞爺立即打斷我的話．遲疑地反問道。
“‘當然不應該很虛化地讓什麼社會和體制來承擔責任。
’ “‘那讓誰來為頤立源他們承擔責任?’ “‘你……’ “‘我?讓我來為他們承擔責任?’ “‘還有我。
’ “‘你?怎麼又扯上你了?’ “‘是我們。
我們這些部下、助手。
普通工作人員，甚至普通民衆。
’ “‘你是說要由千千萬萬普通人來承擔這些失誤的責任?哈哈……’ “‘你别冷笑。
我當然不是說，是我們這些人造成了這些失誤。
但是是我們這些人造就了這些高官們的變化，甚至還可以說促成和造就了他們的某些變态。
’ “‘你再說一遍。
是我們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們的變化和變态?是這樣嗎?我沒聽錯?’ “‘是的。
你沒聽錯。
’我斷然回答道。
“我完全沒想到我這個回答竟然會讓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訝異。
他一下愣住了，幹幹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還微微地戰栗了一下，但終究沒發出聲音。
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睜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會兒，好像在打量一頭突然張嘴會說人話的猩猩。
後來他再沒開口說過話，好像我的那個說法給了他挺大的打擊，一時半會兒都沒法從這打擊中緩過神來似的。
我也沒再往下說。
我不知道自己還應該再說些什麼。
我并沒覺得自己剛才說了什麼特别重大的話。
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此會做出如此強烈的反應，會顯得那麼的震驚。
然後默坐了一會兒，他就匆匆告辭了。
等他走了後，我獨自又呆坐
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維系在這一着上了。
他堅信陶裡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邊貿中找到巨大的發展空間。
他堅信邊境貿易能把這個沉寂了千數百年的邊境窮縣方方面面的經濟潛力激活起來。
但第一筆生意到底找誰去做，拿什麼去做，做什麼才能真正有利可雷。
他不是學經濟的，也從沒做過生意，再說，區區五千元．真是隻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開做，他還得去找資金。
可是縣城裡所有銀行的領導那些日子裡忽然間都‘出差’了，隻要聽說顧立源找他們談貸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
包括機關裡的那些同事，平時都很熟，跟你談什麼都可以說是談‘邊貿’．對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顧立源糾纏上了，以後要跟他一起來分擔這個‘責任’。
當時願意走近顧立源的隻有兩個人，一個人是祝磊，另一個就是饒上都。
祝磊在大學裡是學經濟的，分回陶裡根以後，在縣實驗中學當教員。
因為同是大學畢業後不得志而分回陶裡根來的，他倆平時就有不少的接觸。
祝磊研究生畢業時做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試論我國高緯度地區邊境貿易的現狀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邊境兩邊互通有無，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麼東西。
第一份跟對岸進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為顧立源策劃的。
而饒上都倒賣倒買所謂的名犬時攢了些錢；另外，他在對岸生意界和政府裡也有一幫子熟人。
他願意把這些錢和關系，作為‘資源’都拿出來供顧立源使用，條件隻有一個：将來如果賺了，請還本付息。
‘如果賠了呢?’顧立源當時這樣問他。
‘賠了，就算我交您這麼個朋友付的手續費。
’饒上都這麼回答。
後來租船的錢，買酒和水果的錢，雇船工和搬運工的錢，在對岸疏通關系請客送禮的錢……全都是饒上都掏的。
饒上都甚至還答應了顧立源這樣一個極為苛刻的，不僅‘不平等’，而且還帶有一定侮辱性的約定：整個過程中，饒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參與了這件事。
也就是說，花了他的錢，還不許他對人說這錢是他的。
饒上都明白顧立源這麼做的原因：饒有前科，政治上有污點。
如果一開始就讓人知道此事有饒的參與，而且是資金的主要投入者，那麼，來自各方的阻力和壓力，很可能就會使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對顧立源提出的這一切，饒上都全應承了。
這讓顧立源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激。
對用不用饒上都的錢，跟不跟饒上都這樣的人打交道，顧立源是猶豫再三的。
要把對自己人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第一步跟一個坐過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塊兒，确實是要有一點勇氣和魄力的，且還要有一點大智慧和大決斷力。
對于顧立源來說，當時已是别無選擇。
幹成這件事是第一位的。
他太需要幹成這樣一檔子事了。
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後顧地花了饒上都的這一大筆錢。
讓他完全沒想到的是，事情幹成後所形成的轟動效應，居然使萬分激動的陶裡根人都無暇去追問顧立源當時是從誰腰包裡掏出錢來運作這一切的…… “十年後，人們漸漸冷靜下來，有人開始追問顧立源跟饒上都的這種種關系，也有人跟顧立源打趣道：‘你小子當年膽兒夠大的。
刑滿釋放分子的錢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 “顧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願花刑滿釋放分子的錢。
我也．願意花你們這些正人君子良家婦女的錢：但你們這些正人君子良家婦女當時讓我花你們的錢嗎?’ “顧立源這人講情義；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饒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幹勁兒和聰明勁兒．甚至還可以說看上了他那點‘油勁兒’；雖然是個外來戶，但又願意紮根落戶在陶裡根。
而這些年來．這樣的人在陶裡根越來越少了：隻要有一點能耐有一點辦法的．都想方設法往大中城市跑：據于以上這些因素，顧立源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在設法報答這個饒上都，并有意地為他創造了許多于事的機會和條件。
包括那個副市長祝磊，也包括外頭盛傳的所謂的‘陶裡根集團’，他們和顧主源之間的這種‘關系’，都是這麼曆史地形成的。
就說那個‘瑪裡根集團’吧，主要是差不多時間跟顧立源似的從各大學畢業返回陶裡根的一批年輕人。
當時的這 批大學生還比較‘憨’。
比較‘傻’，經不住人家三說兩勸地，就回家鄉來改變‘一窮二白’面貌來了。
在他們以後，更年輕的一撥又一撥孩子，從陶裡根考出去以後．你看還有誰回陶裡根的?大學畢了業，甯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臨工，謀個啥自由職業的混混，也不願回陶裡根。
因此當初那一批大學畢業生在當地就成了寶貝。
顧立源一掌權．很自然地就把這些同齡人攏到了自己身邊，委以了重任。
但他也不是隻用那批大學生。
你看我，年齡比他們小六七歲七八歲．拿的隻是電大的文憑，不論從哪方面衡量，都是一個土八路．可顧立源不照樣起用了我嗎?我說到這兒，勞爺馬上反駁道：‘這歸根結底跟你是陶裡根人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吧?’我又舉了饒上都的例子回駁他：‘那你說他看好饒上都是因為什麼?饒上都總不是羯裡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顧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裡頭，但誰當政，不用自己比較熟悉和比較親近的人?用你是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麼敢放手讓你去做事?你不親近他，他怎麼放心讓你去替他做事?舉賢不避親，古已有之嘛。
’ “聽我說了這一大段話以後，勞爺呆在那兒，坐了好大一會兒，才低聲地問道：‘那麼，照你這麼說，顧代省長在陶裡根時期，十全十美了?可我聽到的反映不是這樣。
’ “我問：‘你還聽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說饒上都私下裡給他送了兩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
在上海的那套，說是花了一百多萬美元，還是三十年代英國人建的花園别墅。
光裝修就花了二百來萬人民币。
有鼻子有眼，說得跟真的似的。
拉xx巴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饒上都那樣老練圓滑的商人，他真要給領導送個啥，能鬧騰得滿城風雨，路人皆知?反過來，你也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凡是鬧得滿城風雨，路人皆知的，一準是口頭文學，民間創造，臆想的成分不會少。
倒是不少人對他後期行政幹預，愣讓銀行貸給饒上都五個億，開發那個高檔别墅區，又基本上沒賣出去多少。
讓銀行背上了個大包袱，挺有意見。
但這樣的事情，在現階段很難避免。
真的很難避免。
這樣的失誤絕對也不止出現在顧立源一個人身上，也不是顧立源個人的人品問題，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問題。
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樣實行高官問責制，真去嚴格追究這種失誤的個人責任，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在中國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從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政治大地震。
實事求是地說，把責任完全歸結到這些高官個人頭上，也是不公平的。
因為……因為，問題的根源并不在個人身上。
這裡有一個大環境的問題，有一個體制的問題……’ “‘但是，許多陶裡根的老人都告訴我，顧立源在當市長前，不是這樣的。
原先他也挺聰明挺能幹，但也許是因為受父親和家庭的影響，幹啥都還比較小心謹慎，還知道這世界上有“不可能”這三個字。
後來……後來，整個兒就不對頭了，當了市長，尤其是他任市委書記以後，一直到調任副省長以前，變化特别大，簡直就跟換，個人似的，簡直……簡直……怎麼說好呢?用他們的原話說，這世界上好像整個兒……整個兒就沒他不可能的事了。
這個反映準确不?’勞爺鄭重地問道。
“我當時是這樣回答他的：‘我還是要勸告你，不要把這問題簡單化了。
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對的。
’ “‘那麼請你教教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才不至于簡單化了?，勞爺挺認真地問道： “我忙擺擺手答道：‘别說什麼教教啊：咱倆誰教誰啊?你要這麼說，我可就無地自容了。
但我覺得要是能分這樣三個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也許就會客觀一些，公正一些。
一，在這個階段，我們這位顧代省長确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請你注意群衆反映中提及的一個限制性前提，他們說一直到調任副省長以前——也就是說，不少人都注意到，當他調到省裡當副省長以後，情況又有好轉，甚至是極大的好轉：這一點是絕對不應該疏忽的。
三，如果說他在擔任陶裡根市委書記兼市長期間确有所變化，甚至我們也承認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并且也承認因為這些變化，他在決策的推行過程中，釀成了某些失誤=他本人固然要為這些失誤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過的那樣，實事求是地說，把責任完全推給這些高官個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我這麼說，絕不是因為我自己現在也擔任着一定的領導工作……’ “‘按你的意思，應該讓誰來承擔責任?社會?體制?這是不是太虛了?讓紀檢和司法部門怎麼去追究社會和體制的責任，可能嗎?’勞爺立即打斷我的話．遲疑地反問道。
“‘當然不應該很虛化地讓什麼社會和體制來承擔責任。
’ “‘那讓誰來為頤立源他們承擔責任?’ “‘你……’ “‘我?讓我來為他們承擔責任?’ “‘還有我。
’ “‘你?怎麼又扯上你了?’ “‘是我們。
我們這些部下、助手。
普通工作人員，甚至普通民衆。
’ “‘你是說要由千千萬萬普通人來承擔這些失誤的責任?哈哈……’ “‘你别冷笑。
我當然不是說，是我們這些人造成了這些失誤。
但是是我們這些人造就了這些高官們的變化，甚至還可以說促成和造就了他們的某些變态。
’ “‘你再說一遍。
是我們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們的變化和變态?是這樣嗎?我沒聽錯?’ “‘是的。
你沒聽錯。
’我斷然回答道。
“我完全沒想到我這個回答竟然會讓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訝異。
他一下愣住了，幹幹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還微微地戰栗了一下，但終究沒發出聲音。
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睜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會兒，好像在打量一頭突然張嘴會說人話的猩猩。
後來他再沒開口說過話，好像我的那個說法給了他挺大的打擊，一時半會兒都沒法從這打擊中緩過神來似的。
我也沒再往下說。
我不知道自己還應該再說些什麼。
我并沒覺得自己剛才說了什麼特别重大的話。
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此會做出如此強烈的反應，會顯得那麼的震驚。
然後默坐了一會兒，他就匆匆告辭了。
等他走了後，我獨自又呆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