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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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布全國，适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
個人的竈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
有的糧食爛在地裡，無人收割。
把群衆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
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
把糧食的畝産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
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
有人說，如果畝産幾萬斤，則一畝地裡光麥粒或谷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我是堅信的。
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着來的是三年災害。
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
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
我在德國挨過５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
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
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
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
于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
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勳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于彭大将軍。
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麼就反吧。
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将”，都已成了運動的内行裡手。
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
于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裡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
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幹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１９６５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
在這裡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财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裡。
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
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
時隔３０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
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
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
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
後來在“文革”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
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号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
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我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産階級學術權威”。
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
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産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
盡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
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
此人是有後台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系密切。
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
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
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随着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
“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權的“當權派”。
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
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别，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麼叫法律。
上面号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
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惬意。
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
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
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态；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别大。
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态。
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态上。
這種變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着後台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裡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
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緻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獸性都沒有了。
我認為這不符合群衆路線，不符合什麼人的“革命路線”。
放着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
我在日記裡寫過：“為了保衛什麼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僞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
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幹反人民的事情。
我懷着冒險、僥幸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
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
我在群衆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
我并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
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
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
我把曆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裡，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
這真正是千鈞一發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
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
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來了。
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
讓我擡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
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
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
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确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
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隐忍苟活是可恥的。
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于我在很長的時間内并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系在一起。
一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
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
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
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對象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至于我衷心擁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
這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
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台，“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
時間并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
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後四十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
在這一段時間内，我的心鏡裡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衆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２０世紀生活了八十多年了。
再過７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
我心裡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于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
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複，也照見了柳暗花明。
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锃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着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
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２０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慨難言矣！慨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
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隻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２１世紀将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複興的世紀。
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壞，臭氧被破壞，糧食生産有限，淡水資源匮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日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布全國，适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
個人的竈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
有的糧食爛在地裡，無人收割。
把群衆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
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
把糧食的畝産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
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
有人說，如果畝産幾萬斤，則一畝地裡光麥粒或谷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我是堅信的。
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着來的是三年災害。
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
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
我在德國挨過５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
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
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
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
于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
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勳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于彭大将軍。
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麼就反吧。
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将”，都已成了運動的内行裡手。
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
于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裡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
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幹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１９６５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
在這裡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财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裡。
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
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
時隔３０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
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
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
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
後來在“文革”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
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号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
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我于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産階級學術權威”。
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
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産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
盡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
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
此人是有後台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系密切。
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
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
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随着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
“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權的“當權派”。
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
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别，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麼叫法律。
上面号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
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惬意。
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
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
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态；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别大。
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态。
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态上。
這種變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着後台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裡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
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緻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獸性都沒有了。
我認為這不符合群衆路線，不符合什麼人的“革命路線”。
放着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
我在日記裡寫過：“為了保衛什麼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僞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
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幹反人民的事情。
我懷着冒險、僥幸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
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
我在群衆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
我并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
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
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
我把曆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裡，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
這真正是千鈞一發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
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
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來了。
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
讓我擡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
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
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
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确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
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隐忍苟活是可恥的。
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于我在很長的時間内并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系在一起。
一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
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
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
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對象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至于我衷心擁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
這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
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台，“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
時間并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
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後四十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
在這一段時間内，我的心鏡裡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衆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２０世紀生活了八十多年了。
再過７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
我心裡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于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
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複，也照見了柳暗花明。
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锃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着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
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２０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慨難言矣！慨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
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隻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２１世紀将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複興的世紀。
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壞，臭氧被破壞，糧食生産有限，淡水資源匮乏等等，這隻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