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關燈
小
中
大
，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
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１０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我們到了瑞士。
在這裡待了幾個月。
１９４６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
在這裡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别離祖國将近十一年，現在終于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
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
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系，寄了一些錢回家。
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１１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争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
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
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
１９４６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别１１年的北平。
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
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
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
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隻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
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隻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３５歲。
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
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
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币”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
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
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币。
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争異常激烈。
國民黨垂死掙紮，進步學生猛烈進攻。
當時流傳着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
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
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
１９４９年春，北平終于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３８年。
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确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号。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别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
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産黨并不了解，對共産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向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
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内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
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
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
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适應過程。
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我當時才４０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
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号，最初我張不開嘴。
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别扭，他可知矣。
甯有過于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的羞恥。
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對我來說，這個适應過程并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
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
我覺得天特别藍，草特别綠，花特别紅，山特别青。
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１０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
開會時，遊行時，喊口号，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
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
我從内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闆。
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
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确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于德國法西斯。
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挂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裡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
天下可恥事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幹淨。
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
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争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
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
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
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
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産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産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産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３０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
我認真嚴肅地懷着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
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
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當時，當衆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
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
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裡，水也是夠熱的。
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
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
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着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
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産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過關的。
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衆就是不讓通過，終于升至大盆。
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
檢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産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
群衆大受感動。
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讨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
每到這地方，他就号啕大哭。
主席一宣布，群衆大嘩。
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着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産階級學術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
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于敵我矛盾的事件。
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
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曆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
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１９５７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xdx潮。
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确數我不知道。
聽說右派是有指标的，這指标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
傳說出了不少笑話。
這都先不去管它。
有一件事情，我腦筋裡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
我懷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１９５８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
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
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産力，又要肅清資産階級思想。
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裡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
“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産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産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
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産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
至于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
“共産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是當時最響亮的口号，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全國人民響應号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
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内，砸成“廢鐵”，回爐冶煉。
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
然
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１０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我們到了瑞士。
在這裡待了幾個月。
１９４６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
在這裡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别離祖國将近十一年，現在終于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
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
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系，寄了一些錢回家。
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１１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争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
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
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
１９４６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别１１年的北平。
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
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
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
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隻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
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隻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３５歲。
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
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
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币”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
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
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币。
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争異常激烈。
國民黨垂死掙紮，進步學生猛烈進攻。
當時流傳着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
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
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
１９４９年春，北平終于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３８年。
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确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号。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别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
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産黨并不了解，對共産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向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
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内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
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
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
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适應過程。
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我當時才４０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
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号，最初我張不開嘴。
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别扭，他可知矣。
甯有過于此者乎？我覺得無比的羞恥。
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對我來說，這個适應過程并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
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
我覺得天特别藍，草特别綠，花特别紅，山特别青。
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１０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
開會時，遊行時，喊口号，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
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
我從内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闆。
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
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确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于德國法西斯。
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挂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裡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
天下可恥事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幹淨。
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
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争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
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
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
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
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産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産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産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３０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
我認真嚴肅地懷着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
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
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當時，當衆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
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
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裡，水也是夠熱的。
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
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
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着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
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産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過關的。
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衆就是不讓通過，終于升至大盆。
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
檢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産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
群衆大受感動。
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讨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
每到這地方，他就号啕大哭。
主席一宣布，群衆大嘩。
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着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産階級學術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
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于敵我矛盾的事件。
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
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曆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
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１９５７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xdx潮。
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确數我不知道。
聽說右派是有指标的，這指标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
傳說出了不少笑話。
這都先不去管它。
有一件事情，我腦筋裡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
我懷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１９５８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
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
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産力，又要肅清資産階級思想。
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裡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
“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産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産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
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産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
至于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
“共産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是當時最響亮的口号，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全國人民響應号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
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内，砸成“廢鐵”，回爐冶煉。
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