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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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
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
我面臨着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
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
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
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
月薪大洋１６０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
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
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
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讨苦吃，無異于跳火坑。
我左考慮，右考慮，終于舉棋不定，不敢答複。
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
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于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
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系也頗融洽。
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
全校３個年級，１２個班，４個國文教員，每人教３個班。
這就來了問題：其他３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備課。
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３個班，備課隻有一個頭。
我教３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３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别扭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１６０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３２００元相當），心情卻是郁悶。
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
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
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
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
仿佛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
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
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
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
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
何去何從？難以決定。
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
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
“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
好在原定期限隻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于是在１９３５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
我自己的心情是：萬裡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蕩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
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
這些高級“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家夥，羞與他們為伍。
“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
從此以後，在這裡一住就是７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１２０馬克，房租約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
手中幾乎沒有餘錢。
同官費學生一個月８００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
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裡而來，是想學習的。
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并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
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争，他們在中學裡已經學了８年拉丁文，６年希臘文。
我心裡彷徨起來。
到了１９３６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
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于梵學。
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于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
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
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
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１９３７年，我的獎學金期滿。
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國和亞洲。
我是望鄉興歎，有家難歸。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
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
這情況一直繼續到１９４５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
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
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隻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争。
戰争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
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裡服安眠藥一次。
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沒有怎樣受到影響。
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
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
等到人們明确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
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
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
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
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隻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念書和教書。
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
我終于寫完了博士論文。
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ｉｅｇ（西克）替他上課。
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
按歲數來講，他等于我的祖父。
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
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
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
考試及格後，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
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着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
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饑餓，我心中隻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
此時郵政早已斷絕。
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
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
這大大地加強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隻有我的研究工作。
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饑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
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
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
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複回蕩，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顔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
從我們外國人眼裡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
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于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
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
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占絕大多數。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蔑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
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
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
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
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
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争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于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
一直到１９４５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于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仿佛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６年，現在終于閉幕了。
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１０年了，我在内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
幾經交涉，美國占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
我辭别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
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流滿了熱淚。
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
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裡空空洞洞，隻剩下她一個人。
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
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
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
我面臨着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
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
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
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
月薪大洋１６０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
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
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
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讨苦吃，無異于跳火坑。
我左考慮，右考慮，終于舉棋不定，不敢答複。
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
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于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
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系也頗融洽。
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
全校３個年級，１２個班，４個國文教員，每人教３個班。
這就來了問題：其他３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備課。
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３個班，備課隻有一個頭。
我教３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３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别扭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１６０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３２００元相當），心情卻是郁悶。
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
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
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
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
仿佛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
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
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
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
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
何去何從？難以決定。
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
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
“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
好在原定期限隻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于是在１９３５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
我自己的心情是：萬裡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蕩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
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
這些高級“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家夥，羞與他們為伍。
“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
從此以後，在這裡一住就是７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１２０馬克，房租約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
手中幾乎沒有餘錢。
同官費學生一個月８００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
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裡而來，是想學習的。
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并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
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争，他們在中學裡已經學了８年拉丁文，６年希臘文。
我心裡彷徨起來。
到了１９３６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
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于梵學。
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于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
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
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
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１９３７年，我的獎學金期滿。
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國和亞洲。
我是望鄉興歎，有家難歸。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
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
這情況一直繼續到１９４５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１９３９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
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
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隻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争。
戰争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
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裡服安眠藥一次。
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沒有怎樣受到影響。
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
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
等到人們明确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
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
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
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
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隻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念書和教書。
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
我終于寫完了博士論文。
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Ｐｒｏｆ．Ｅ．Ｓｉｅｇ（西克）替他上課。
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
按歲數來講，他等于我的祖父。
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
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
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勞恩口試俄文和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
考試及格後，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
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着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
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饑餓，我心中隻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
此時郵政早已斷絕。
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
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
這大大地加強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隻有我的研究工作。
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饑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
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
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
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複回蕩，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顔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
從我們外國人眼裡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
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于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
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
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占絕大多數。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蔑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
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
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
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
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
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争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于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
一直到１９４５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于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仿佛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６年，現在終于閉幕了。
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１０年了，我在内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
幾經交涉，美國占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
我辭别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
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流滿了熱淚。
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
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裡空空洞洞，隻剩下她一個人。
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