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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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山東教育廳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
這樣被别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擡起來了。
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
結果兩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這一段時間内，外界并不安甯。
軍閥混亂，雞犬不甯。
直奉戰争、直皖戰争，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
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
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着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
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１９２８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産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卷殘雲，大軍占領了濟南。
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
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内，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占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
學校都不能開學。
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
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内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
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
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
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
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于是捅上一刀。
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
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
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曆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曆。
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
我于是剃光了腦袋，僞裝是商店的小徒弟。
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
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
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
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紮的是一條皮帶。
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
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
學徒的，是不紮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财，有的能紮皮帶了。
他堅決不信。
正在争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于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
我身上出了多少汗，隻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内，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１９２９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
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辟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
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内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
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
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
“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
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
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
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産階級文學。
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号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
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
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号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
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
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
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
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
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
到現在，在６０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
寫得好壞，姑且不論。
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
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
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１９３０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
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
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
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
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
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
這兩所大學就仿佛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
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
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
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
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
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７天，才清醒過來。
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
同别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隻報這兩個學校，仿佛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并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别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
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
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
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
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
當時“留學熱”不亞于今天，我未能免俗。
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
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
“吾從衆”，終于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
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
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
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
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
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
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
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
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铎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
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
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
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谛先生的課。
西谛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
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缃、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
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志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
結果我們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着友誼，一直到１９５８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
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
蔣介石在拼命“安内”，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
“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卧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
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并不安靜。
國共兩方的學生鬥争激烈。
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曆史系學習，與我同班。
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并不怎麼隐蔽。
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裡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
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
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
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
隻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争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
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争。
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
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
原因大概是，盡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
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
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
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
每學期收學費４０元；但這隻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
不收宿費，膳費每月６塊大洋，頓頓有肉。
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
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隻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５０元。
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
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據的情況中度過了４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着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着一句話，是“畢業即失
這樣被别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擡起來了。
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
結果兩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這一段時間内，外界并不安甯。
軍閥混亂，雞犬不甯。
直奉戰争、直皖戰争，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
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
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着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
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１９２８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産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卷殘雲，大軍占領了濟南。
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
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内，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日寇占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
學校都不能開學。
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
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内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
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
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
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
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于是捅上一刀。
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
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
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曆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曆。
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
我于是剃光了腦袋，僞裝是商店的小徒弟。
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
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
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
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紮的是一條皮帶。
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
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
學徒的，是不紮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财，有的能紮皮帶了。
他堅決不信。
正在争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于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
我身上出了多少汗，隻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内，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１９２９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
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辟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
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内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
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
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
“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
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
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
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産階級文學。
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号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
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
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号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
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
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
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
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
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
到現在，在６０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
寫得好壞，姑且不論。
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
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
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１９３０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
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
當時北京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
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
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
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
這兩所大學就仿佛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
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
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
我來投考的那一天，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
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
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７天，才清醒過來。
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
同别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隻報這兩個學校，仿佛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并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别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
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
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
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
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
當時“留學熱”不亞于今天，我未能免俗。
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
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
“吾從衆”，終于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
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
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
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
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
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
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
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
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铎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
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
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
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谛先生的課。
西谛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
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缃、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
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
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志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
結果我們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着友誼，一直到１９５８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
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
蔣介石在拼命“安内”，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
“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卧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
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并不安靜。
國共兩方的學生鬥争激烈。
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曆史系學習，與我同班。
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并不怎麼隐蔽。
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裡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
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
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
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
隻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争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
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争。
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
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
原因大概是，盡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
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
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
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
每學期收學費４０元；但這隻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
不收宿費，膳費每月６塊大洋，頓頓有肉。
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
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隻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５０元。
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
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據的情況中度過了４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着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着一句話，是“畢業即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