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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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２０世紀的開始。
但是，時至今日，再有７年，２１世紀就來臨了。
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２０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２０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
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
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确實并不遲鈍。
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２０世紀長達９０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那一年。
我下生兩個月零４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
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清朝遺少”。
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
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
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
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
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
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
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
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
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
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裡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
這一段曆史我并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隻能成為餓殍。
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裡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
最近的大城市隻有山東首府濟南。
兄弟倆到了那裡，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裡，舉目無親。
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
這一段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隻能像是石頭縫裡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紮着。
于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
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
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
至于他怎樣侍弄這點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曆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
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
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
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
父親買了６０畝帶水井的地。
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
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
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别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
東、西、北房各五大間。
大門朝南，極有氣派。
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财，忘乎所以。
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裡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
據說，沒過多久，６０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
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
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
一年大概隻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面餅子也成為珍品。
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裡，喂他的老黃牛。
賴在那裡不走，等着吃上一頓棒子面餅子，打一打牙祭。
夏天和秋天，對門的甯大嬸和甯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裡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
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
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
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
她隻是坐在那裡，瞅着我吃，眼裡好像有點潮濕。
我當時哪裡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将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１１個。
有６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
從此音訊杳然。
留下的隻有５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
這５個人中，隻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
在封建社會裡，這意味着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
在濟南的叔父隻有一個女兒。
于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
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
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回蕩在我耳邊。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 我終于離開了家，當年我６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
個人走的路有時候并不由自己來決定。
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裡，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
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絕不會大。
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
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
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
不用說别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
我原來以為山隻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
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
一切都比較順利。
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
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話文教科書。
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
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于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
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
隻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
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
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
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随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
他并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
在颠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
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
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
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
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
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俨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
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
《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浒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閑書”，絕對禁止看。
大概出于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
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着看了個遍。
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裡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照着看。
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
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
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
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
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财的。
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
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１９２６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
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
國文教員王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顔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诨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
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
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
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
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
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
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
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
其他課程考個高分并不難，隻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
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
當時山大校長
但是，時至今日，再有７年，２１世紀就來臨了。
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２０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２０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
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
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确實并不遲鈍。
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２０世紀長達９０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那一年。
我下生兩個月零４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
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清朝遺少”。
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
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
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
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
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
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
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
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
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
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裡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
這一段曆史我并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隻能成為餓殍。
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裡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
最近的大城市隻有山東首府濟南。
兄弟倆到了那裡，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裡，舉目無親。
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
這一段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隻能像是石頭縫裡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紮着。
于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
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
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
至于他怎樣侍弄這點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曆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
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
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
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
父親買了６０畝帶水井的地。
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
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
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别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
東、西、北房各五大間。
大門朝南，極有氣派。
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财，忘乎所以。
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裡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
據說，沒過多久，６０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
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
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
一年大概隻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面餅子也成為珍品。
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裡，喂他的老黃牛。
賴在那裡不走，等着吃上一頓棒子面餅子，打一打牙祭。
夏天和秋天，對門的甯大嬸和甯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裡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
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
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
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
她隻是坐在那裡，瞅着我吃，眼裡好像有點潮濕。
我當時哪裡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将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１１個。
有６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
從此音訊杳然。
留下的隻有５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
這５個人中，隻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
在封建社會裡，這意味着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
在濟南的叔父隻有一個女兒。
于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
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
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回蕩在我耳邊。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晖？” 我終于離開了家，當年我６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
個人走的路有時候并不由自己來決定。
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裡，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
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絕不會大。
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
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
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
不用說别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
我原來以為山隻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
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
一切都比較順利。
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
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話文教科書。
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
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于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
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
隻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
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
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
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随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
他并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
在颠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
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
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
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
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
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俨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
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
《
大概出于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
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着看了個遍。
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裡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照着看。
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
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
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
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
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财的。
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
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１９２６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
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
國文教員王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顔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诨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
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
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
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
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
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
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
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
其他課程考個高分并不難，隻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
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
當時山大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