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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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
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
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裡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
到了１９５４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産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于燒到了适之先生身上。
這是一場缺席批判。
适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
即使被鬥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
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
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衆家豪傑，個個義形于色，争先恐後，萬箭齊發，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
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
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适之先生于１９６２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曆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标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
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适之先生隻能說是“仁者不壽”。
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适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
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志上沒有一點反應。
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裡，毫無所知。
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裡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适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
文章終于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
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态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
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夾着尾巴過日子了。
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
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适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适全集》。
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
我本不是胡适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
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适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隻剩下我一個人了。
鐵證如山，我隻能“仰”（不是“俯”）允了。
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于萬一。
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标題是：還胡适以本來面目。
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
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台灣回來後抱病寫完。
這一篇文章的副标題是：畢竟一書生。
原因是，前一個副标題說得太滿，我哪裡有能力還适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後一個副标題是說我對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隻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
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
到了台北以後，才發現，５０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
我真是“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了。
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現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５０年，縱橫數千裡，往事如雲如煙，又曆曆如在目前。
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鐘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彙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
我環顧陵園，隻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隆”４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
我站在那裡，蓦擡頭，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５０年依稀縮為一刹那，曆史仿佛沒有移動。
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曆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
我現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萬裡”之感。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日寫畢
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
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裡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
到了１９５４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
這是一場缺席批判。
适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
即使被鬥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
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
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衆家豪傑，個個義形于色，争先恐後，萬箭齊發，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
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
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适之先生于１９６２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經過了古稀，在中國曆代學術史上，這已可以算是高齡了，但以今天的标準來衡量，似乎還應該活得更長一點。
中國古稱“仁者壽”，但适之先生隻能說是“仁者不壽”。
當時在大陸上“左”風猶狂，一般人大概認為胡适已經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
這樣一個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驚小怪！所以報刊雜志上沒有一點反應。
我自己當然是被蒙在鼓裡，毫無所知。
十幾二十年以後，我腦袋裡開始透進點光的時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寫了一篇短文《為胡适說幾句話》，我連“先生”二字都沒有勇氣加上，可是還有人勸我以不發表為宜。
文章終于發表了，反應還差強人意，至少沒有人來追查我，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
最近幾年來，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态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
被潑在身上的污泥濁水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夾着尾巴過日子了。
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願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
出版界也奮起直追，出版了幾部《胡适文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強，準備出版一部超過兩千萬字的《胡适全集》。
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主編這一非常重要的職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
我本不是胡适研究專家，我誠惶誠恐，力辭不敢應允。
但是出版社卻說，現在北大曾經同适之先生共過事而過從又比較頻繁的人，隻剩下我一個人了。
鐵證如山，我隻能“仰”（不是“俯”）允了。
我也想以此報知遇之恩于萬一。
我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總序，副标題是：還胡适以本來面目。
意思也不過是想撥亂反正，以正視聽而已。
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學林往事》中寫一篇關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應允而且從台灣回來後抱病寫完。
這一篇文章的副标題是：畢竟一書生。
原因是，前一個副标題說得太滿，我哪裡有能力還适之先生以本來面目呢？後一個副标題是說我對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談了一些瑣事和非瑣事，俱往矣，隻留下了一些可貴的記憶。
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還能來到寶島，這是以前連想都沒敢想的事。
到了台北以後，才發現，５０年前在北平結識的老朋友，比如梁實秋、袁同禮、傅斯年、毛子水、姚從吾等等，全已作古。
我真是“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了。
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規律，是人力所無法抗禦的。
我現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５０年，縱橫數千裡，往事如雲如煙，又曆曆如在目前。
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鐘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摯友墓前焚稿的故事。
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彙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
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但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
我環顧陵園，隻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後石牆上嵌有“德藝雙隆”４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炫人雙目。
我站在那裡，蓦擡頭，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５０年依稀縮為一刹那，曆史仿佛沒有移動。
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曆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
我現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萬裡”之感。
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