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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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關注着我的學術研究。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在政治方面，衆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産主義的。
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
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
這同他的個人經曆和哲學信念有關。
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麼“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
他同共産黨并沒有任何深仇大恨。
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産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
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
解放前夕，北平學生動不動就示威遊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
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
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
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适之先生。
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将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
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
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沖冠，态度依然親切和藹。
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
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
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确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
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我也舉一件小事。
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适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着開着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
一聽到《水經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
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緻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
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面談到了适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
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他正是這樣一個人。
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
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隻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
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
适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
４０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贊賞。
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衆所周知的。
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
周的天才與功力，隻能說是高于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但是，格于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
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于衷嗎？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别，從此雲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互通音信。
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
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着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
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
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麼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
常言道：“衆人拾柴火焰高。
”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願，絕無半點勉強。
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
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髒，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
”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隻有心甘情願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然而涅
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在政治方面，衆所周知，适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産主義的。
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
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
這同他的個人經曆和哲學信念有關。
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麼“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
他同共産黨并沒有任何深仇大恨。
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産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
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
解放前夕，北平學生動不動就示威遊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
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
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
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适之先生。
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将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
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
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沖冠，态度依然親切和藹。
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
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
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确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
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我也舉一件小事。
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适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着開着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
一聽到《水經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
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緻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
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面談到了适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
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他正是這樣一個人。
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
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隻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
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
适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
４０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贊賞。
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衆所周知的。
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
周的天才與功力，隻能說是高于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所表現，但是，格于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
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于衷嗎？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别，從此雲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互通音信。
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
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着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
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
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麼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
”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願，絕無半點勉強。
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
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髒，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
”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隻有心甘情願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然而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