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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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街。
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阒靜無人，我攙扶着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
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并在，擔心與愛憐奔湧。
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待就是１０年。
“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緻敬信，并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彙報我１０年學習的成績。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檻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
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
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
于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内學術界尚無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
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３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
我同适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
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
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
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
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
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絕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絕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
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稱贊。
這時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做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
他多次會見他們，并設宴為他們接風。
師覺月做第一次演講時，适之先生親自出席，并用英文緻歡迎詞，講中印曆史上的友好關系，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适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于對西方，特别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于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
據說後來由于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關系。
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系史的研究。
回國以後，迫于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隻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
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适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
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
兩老我都不敢得罪，隻采取了一個騎牆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
我隻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
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
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确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
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這一次，我來到台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适之先生晚年……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
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
适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
這說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
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阒靜無人，我攙扶着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
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
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
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并在，擔心與愛憐奔湧。
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待就是１０年。
“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緻敬信，并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彙報我１０年學習的成績。
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檻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
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
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
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
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
于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内學術界尚無籍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
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３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
我同适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
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
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
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
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
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絕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絕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
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稱贊。
這時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做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
适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
他多次會見他們，并設宴為他們接風。
師覺月做第一次演講時，适之先生親自出席，并用英文緻歡迎詞，講中印曆史上的友好關系，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适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于對西方，特别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于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
據說後來由于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禅宗以及中印文化關系。
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系史的研究。
回國以後，迫于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隻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
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适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争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
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
兩老我都不敢得罪，隻采取了一個騎牆的态度。
我想，适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
我隻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
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
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确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
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這一次，我來到台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适之先生晚年……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
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
适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
這說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