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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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５０年前的事了。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５０周年的紀念日。
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
北大同仁和學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軍。
适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
記得作為校長的适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隻有喜慶的内容，沒有愁苦的調子。
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
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适之先生就辭别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
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别離歌，垂淚對宮娥。
”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
”我哪裡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後一次。
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這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镳，“世事兩茫茫”了。
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
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
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
據說——隻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待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台灣。
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複存在。
後來又回到台灣…… 我現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内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
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
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适之先生所待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隻差幾步之遙了。
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積８０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
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
别的人先不說了，隻談我自己。
關于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癡。
但是，自己并不是什麼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
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着有什麼愧怍之感。
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
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
機遇的内涵是十分複雜的，我隻談其中恩師一項。
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
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隻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
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６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隻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
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
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于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
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
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隻有我一個外國學生。
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緻，威儀俨然，一絲不苟。
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
“二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被征從軍。
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台，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
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２０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并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征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
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
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裡
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５０年前的事了。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５０周年的紀念日。
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
北大同仁和學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軍。
适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
記得作為校長的适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隻有喜慶的内容，沒有愁苦的調子。
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
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适之先生就辭别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
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别離歌，垂淚對宮娥。
”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
”我哪裡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後一次。
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這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镳，“世事兩茫茫”了。
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
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
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
據說——隻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待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台灣。
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複存在。
後來又回到台灣…… 我現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内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
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
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适之先生所待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隻差幾步之遙了。
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積８０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
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
别的人先不說了，隻談我自己。
關于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癡。
但是，自己并不是什麼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
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着有什麼愧怍之感。
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
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
機遇的内涵是十分複雜的，我隻談其中恩師一項。
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
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隻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
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６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隻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
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
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于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
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
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隻有我一個外國學生。
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緻，威儀俨然，一絲不苟。
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
“二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被征從軍。
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台，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
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２０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
我并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并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
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征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
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
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