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馮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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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真像是晴空一聲霹靂：馮至先生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
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
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
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
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
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
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于辭色。
可是我還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辭别。
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裡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裡漫遊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
我哪裡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後一次談話。
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
可是我離開了他。
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
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終天了！ 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仿佛已經成了曆史。
他長我６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内沒有見過面。
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裡，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
但是，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向往，無比喜愛。
魯迅先生贊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
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１９４６年，我們才見了面。
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着，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
這裡房屋建築，古色古香。
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門也自有奇趣。
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
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别的人，在這裡開過許多次會。
我在這裡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
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
很快就到了１９４８年冬天，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
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馮先生，在沙灘孑民堂裡慶祝校慶，城外炮聲隆隆，大家不無幽默地說，這是助慶的鞭炮。
可見大家并沒有身處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
校長胡适乘飛機倉皇逃走，隻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
其餘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軍進城。
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
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
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
由于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
在這裡，标準隻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
隻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待在哪裡，都無虧大節。
愛國無分先後，革命不計遲早。
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
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跟着來的是長達４０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
記得５０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着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産黨的會多。
”馮至先生也套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并沒有什麼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 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并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連在一起。
常言道
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
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
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
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
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
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于辭色。
可是我還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辭别。
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裡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裡漫遊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
我哪裡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後一次談話。
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
可是我離開了他。
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
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終天了！ 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仿佛已經成了曆史。
他長我６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内沒有見過面。
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裡，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
但是，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向往，無比喜愛。
魯迅先生贊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
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１９４６年，我們才見了面。
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着，見面的機會就多了。
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
這裡房屋建築，古色古香。
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門也自有奇趣。
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
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别的人，在這裡開過許多次會。
我在這裡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
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
很快就到了１９４８年冬天，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
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馮先生，在沙灘孑民堂裡慶祝校慶，城外炮聲隆隆，大家不無幽默地說，這是助慶的鞭炮。
可見大家并沒有身處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
校長胡适乘飛機倉皇逃走，隻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
其餘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軍進城。
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
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
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
由于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
在這裡，标準隻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
隻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待在哪裡，都無虧大節。
愛國無分先後，革命不計遲早。
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
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跟着來的是長達４０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
記得５０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着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産黨的會多。
”馮至先生也套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并沒有什麼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 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并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