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老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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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含冤逝世已經二十多年了。
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内，我經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數遠遠超過我認識他以後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
每次想到他，我都悲從中來。
我悲的是中國失去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從年齡上來看算是師輩的和藹可親的老友。
目前，我自己已經到了晚年，我的内心再也承受不住這一份悲痛，我也不願意把它帶着離開人間。
我知道，原始人是頗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從來沒有這樣相信過。
但是，我現在甯願做一個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懷念轉變成文字，也許這悲痛就能突然消逝掉，還我心靈的甯靜，豈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我從高中時代起，就讀老舍先生的著作，什麼《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我都讀過。
到了大學以後，以及離開大學以後，隻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為快，什麼《離婚》、《駝駱祥子》等等，我都認真讀過。
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說全都理解。
可是我總覺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樣。
他的語言生動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話，間或也夾上一點山東俗語。
他沒有許多作家那種忸怩作态讓人讀了感到渾身難受的非常别扭的文體，一種新鮮活潑的力量跳動在字裡行間。
他的幽默也同林語堂之流的那種着意為之的幽默不同。
總之，老舍先生成了我畢生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我對他懷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認識老舍先生卻完全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
３０年代初，我離開了高中，到清華大學來念書。
當時老舍先生正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
濟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
李長之是濟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個小學、中學、大學“三連貫”的同學。
有一年暑假，他告訴我，他要在家裡請老舍先生吃飯，要我作陪。
在舊社會，大學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們與大學生之間宛然是兩個階級。
要我陪大學教授吃飯，我真有點受寵若驚。
及至見到老舍先生，他卻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大學教授。
他談吐自然，藹然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緻，聽他說話，簡直就像是聽音樂，是一種享受。
從那以後，我們就算是認識了。
以後是激烈動蕩的幾十年。
我在大學畢業以後，在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就到歐洲去了，一住就是１１年。
中國勝利了，我才回來，在南京住了一個暑假。
夜裡睡在國立編譯館長之的辦公桌上；白天沒有地方待，就到處雲遊，什麼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遊了一個遍。
老舍先生好像同國立編譯館有什麼聯系，我常從長之口中聽到他的名字。
但是沒有見過面。
到了秋天，我也就離開了南京，乘海船繞道秦皇島，來到北平。
以後又是更為激烈震蕩的３年。
用美式裝備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反動軍隊，被徹底消滅。
蔣介石一小撮到台灣去了。
中國人民苦鬥了一百多年，終于迎來解放的春天。
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都親身感受到，我們确實已經站起來了。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當時所謂故都又會見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見面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們重逢時的情景。
但是我卻清晰地記得起５０年代初期召開的一次漢語規範化會議時的情景。
當時語言學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藝界的名人，都被邀請參加，其中有侯寶林、馬增芬姊妹等等。
老舍先生、葉聖陶先生、羅常培先生、呂叔湘先生、黎錦熙先生等等都參加了。
這是解放後語言學界的第一次盛會。
當時還沒有達到會議成災的程度，因此大家的興緻都很高，會上的氣氛也十分親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議，要請大家吃一頓地道的北京飯。
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講的地道的北京飯一定會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應。
老舍先生對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衆所周知的。
有人戲稱他為“北京土地”。
他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
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夫、舊警察等
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内，我經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數遠遠超過我認識他以後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
每次想到他，我都悲從中來。
我悲的是中國失去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從年齡上來看算是師輩的和藹可親的老友。
目前，我自己已經到了晚年，我的内心再也承受不住這一份悲痛，我也不願意把它帶着離開人間。
我知道，原始人是頗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從來沒有這樣相信過。
但是，我現在甯願做一個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懷念轉變成文字，也許這悲痛就能突然消逝掉，還我心靈的甯靜，豈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我從高中時代起，就讀老舍先生的著作，什麼《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我都讀過。
到了大學以後，以及離開大學以後，隻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為快，什麼《離婚》、《駝駱祥子》等等，我都認真讀過。
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說全都理解。
可是我總覺得，他同别的作家不一樣。
他的語言生動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話，間或也夾上一點山東俗語。
他沒有許多作家那種忸怩作态讓人讀了感到渾身難受的非常别扭的文體，一種新鮮活潑的力量跳動在字裡行間。
他的幽默也同林語堂之流的那種着意為之的幽默不同。
總之，老舍先生成了我畢生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我對他懷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認識老舍先生卻完全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
３０年代初，我離開了高中，到清華大學來念書。
當時老舍先生正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
濟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
李長之是濟南人，他是我的唯一的一個小學、中學、大學“三連貫”的同學。
有一年暑假，他告訴我，他要在家裡請老舍先生吃飯，要我作陪。
在舊社會，大學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們與大學生之間宛然是兩個階級。
要我陪大學教授吃飯，我真有點受寵若驚。
及至見到老舍先生，他卻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大學教授。
他談吐自然，藹然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緻，聽他說話，簡直就像是聽音樂，是一種享受。
從那以後，我們就算是認識了。
以後是激烈動蕩的幾十年。
我在大學畢業以後，在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就到歐洲去了，一住就是１１年。
中國勝利了，我才回來，在南京住了一個暑假。
夜裡睡在國立編譯館長之的辦公桌上；白天沒有地方待，就到處雲遊，什麼台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遊了一個遍。
老舍先生好像同國立編譯館有什麼聯系，我常從長之口中聽到他的名字。
但是沒有見過面。
到了秋天，我也就離開了南京，乘海船繞道秦皇島，來到北平。
以後又是更為激烈震蕩的３年。
用美式裝備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反動軍隊，被徹底消滅。
蔣介石一小撮到台灣去了。
中國人民苦鬥了一百多年，終于迎來解放的春天。
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都親身感受到，我們确實已經站起來了。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當時所謂故都又會見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見面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們重逢時的情景。
但是我卻清晰地記得起５０年代初期召開的一次漢語規範化會議時的情景。
當時語言學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藝界的名人，都被邀請參加，其中有侯寶林、馬增芬姊妹等等。
老舍先生、葉聖陶先生、羅常培先生、呂叔湘先生、黎錦熙先生等等都參加了。
這是解放後語言學界的第一次盛會。
當時還沒有達到會議成災的程度，因此大家的興緻都很高，會上的氣氛也十分親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議，要請大家吃一頓地道的北京飯。
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講的地道的北京飯一定會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應。
老舍先生對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衆所周知的。
有人戲稱他為“北京土地”。
他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
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夫、舊警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