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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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木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
我曾多次想提筆寫點懷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
難道是因為自己對這一位青年時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懷念不切嗎？不，不，絕不是的。
正因為我懷念真感情深，我才遲遲不敢動筆，生怕亵渎了這一份懷念之情。
到了今天，悲思已經逐步讓位于懷念，正是非動筆不行的時候了。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
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年紀更輕。
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曆史系。
我們究竟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來了。
總之我們認識了。
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黨員）。
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
我确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一座門外嵌着“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内。
有一天夜裡，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
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是我覺悟低，又怕擔風險。
所以，盡管他苦口婆心，反複勸說，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
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
最後，聽他歎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房間。
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裡，往往能發現革命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
我們心裡都明白，這是從哪裡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領導去報告。
從此相安無事，一直到一兩年後，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後，我在清華畢業後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後來号“南喬木”，胡喬木号“北喬木”）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１０年。
此時，喬木早已到了延安，開始他那衆所周知的生涯。
我們完全走了兩條路，恍如雲天相隔，“世事兩茫茫”了。
等到我于１９４６年回國的時候，解放戰争正在激烈進行。
到了１９４９年，解放軍終于開進了北京城。
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
信開頭就是：“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志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
”我當然記得的，一縷懷舊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頭。
他在信中告訴我說，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
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并到北大來。
我同意了。
于是有一段時間，東語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
原來隻有幾個人的系，現在頓時熙熙攘攘，車馬盈門，熱鬧非凡。
記得也就是在這之後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來看我，一進門就說：“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
”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于說“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一個詞兒。
我當時就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１９５１年，我國政府派出了建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代表團：赴印緬文化代表團。
喬木問我願不願參加，我當然非常願意。
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
現在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
于是我暢遊了印度和緬甸，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這當然要感謝喬木。
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很怕見官。
兩個喬木都是我的朋友，現在都當了大官。
我本來就不喜歡拜訪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
解放初期，我曾請南喬木喬冠華給北大學生做過一次報告。
記得送他出來的時候，路上遇到艾思奇。
他們倆顯然很熟識。
艾說：“你也到北大來老王賣瓜了！”喬說：“隻許你賣，就不許我賣嗎？”彼此哈哈大笑。
從此我就再沒有同喬冠華打交道，同北喬木也過從甚少。
說句老實話，我這兩個朋友，南北二喬木都沒有官架子。
我最讨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
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
我的政策是：先禮後兵。
不管你是多麼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
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
見了面也不打招呼。
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
我曾多次想提筆寫點懷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
難道是因為自己對這一位青年時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懷念不切嗎？不，不，絕不是的。
正因為我懷念真感情深，我才遲遲不敢動筆，生怕亵渎了這一份懷念之情。
到了今天，悲思已經逐步讓位于懷念，正是非動筆不行的時候了。
我認識喬木是在清華大學。
當時我不到二十歲，他小我一年，年紀更輕。
我念外語系而他讀曆史系。
我們究竟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已經回憶不起來了。
總之我們認識了。
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國民黨的地下活動（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還不是黨員）。
他創辦了一個工友子弟夜校，約我去上課。
我确實也去上了課，就在那一座門外嵌着“清華學堂”的高大的樓房内。
有一天夜裡，他摸黑坐在我的床頭上，勸我參加革命活動。
我雖然痛惡國民黨，但是我覺悟低，又怕擔風險。
所以，盡管他苦口婆心，反複勸說，我這一塊頑石愣是不點頭。
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閃光。
最後，聽他歎了一口氣，離開了我的房間。
早晨，在盥洗室中我們的臉盆裡，往往能發現革命的傳單，是手抄油印的。
我們心裡都明白，這是從哪裡來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向學校領導去報告。
從此相安無事，一直到一兩年後，喬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後，我在清華畢業後教了一年書，同另一個喬木（喬冠華，後來号“南喬木”，胡喬木号“北喬木”）一起到了德國，一住就是１０年。
此時，喬木早已到了延安，開始他那衆所周知的生涯。
我們完全走了兩條路，恍如雲天相隔，“世事兩茫茫”了。
等到我于１９４６年回國的時候，解放戰争正在激烈進行。
到了１９４９年，解放軍終于開進了北京城。
就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
信開頭就是：“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志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
”我當然記得的，一縷懷舊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頭。
他在信中告訴我說，現在形勢頓變，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
他問我是否同意把南京東方語專、中央大學邊政系一部分和邊疆學院合并到北大來。
我同意了。
于是有一段時間，東語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
原來隻有幾個人的系，現在頓時熙熙攘攘，車馬盈門，熱鬧非凡。
記得也就是在這之後不久，喬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來看我，一進門就說：“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歡，請轉告馬教授。
”他大概知道，我們不習慣于說“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這一個詞兒。
我當時就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１９５１年，我國政府派出了建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代表團：赴印緬文化代表團。
喬木問我願不願參加，我當然非常願意。
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
現在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
于是我暢遊了印度和緬甸，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這當然要感謝喬木。
但是，我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很怕見官。
兩個喬木都是我的朋友，現在都當了大官。
我本來就不喜歡拜訪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
解放初期，我曾請南喬木喬冠華給北大學生做過一次報告。
記得送他出來的時候，路上遇到艾思奇。
他們倆顯然很熟識。
艾說：“你也到北大來老王賣瓜了！”喬說：“隻許你賣，就不許我賣嗎？”彼此哈哈大笑。
從此我就再沒有同喬冠華打交道，同北喬木也過從甚少。
說句老實話，我這兩個朋友，南北二喬木都沒有官架子。
我最讨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
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
我的政策是：先禮後兵。
不管你是多麼大的官，初見面時，我總是彬彬有禮。
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
見了面也不打招呼。
知識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