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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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系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

    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

    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

    他的年齡确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

    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

    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

    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

    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于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10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

    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

    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别很大。

    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

    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

    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遊泳,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把他往水裡一推,不是學會遊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瓦爾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

    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

    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

    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

    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騰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

    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

    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

    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

    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

    有一次他笑着對兒子說道:“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裡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裡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

    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

    不久,他兒子也應征入伍。

    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着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

    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

    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

    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

    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

    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

    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周一次。

    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

    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劇場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升平祥和的氣象。

    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内的情況。

    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

    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着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

    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籁俱寂,走在甯靜的長街上,隻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

    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