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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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絕不想往上爬,我完全無求于你,你對我絕對無可奈何。

    官架子是擡轎子的人擡出來的。

    如果沒有人擡轎子,架子何來?因此我憎惡擡轎子者勝于坐轎子者。

    如果有人說這是狂狷,我也隻等秋風過耳邊。

     但是,喬木卻絕不屬于這一類的官。

    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來越高,被譽為“黨内的才子”、“大手筆”,俨然執掌意識形态大權,名滿天下。

    然而他并沒有忘掉故人。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都有獨自的經曆。

    我們雖然沒有當面談過,但彼此心照不宣。

    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

    什麼人送給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給我一份。

    他到北戴河去休養,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

    他并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

    按照中國老規矩:來而不往,非禮也。

    投桃報李,我本來應該回報點東西的,可我什麼吃的東西也沒有送給喬木過。

    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

    難道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優秀的知識分子那種傳統心理在作怪嗎?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學生有一些愛國活動,有一點“不穩”。

    喬木大概有點着急。

    有一天他讓我的兒子告訴我,他想找我談一談,了解一下真實的情況。

    但他不敢到北大來,怕學生們對他有什麼行動,甚至包圍他的汽車,問我願不願意到他那裡去。

    我答應了。

    于是他把自己的車派來,接我和兒子、孫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

    外面剛下過雪,天寒地凍。

    他住的房子極高極大,裡面溫暖如春。

    他全家人都出來作陪。

    他請他們和我的兒子、孫女到另外的屋子裡去玩,隻留我們兩人,促膝而坐。

    開宗明義,他先聲明:“今天我們是老友會面。

    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60年來的老朋友。

    ”我當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對青年學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盤托出,毫不隐諱。

    我們談了一個上午,隻是我一個人說話。

    我說的要旨其實非常簡明:青年學生是愛國的。

    在上者和年長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愛護,誘導與教育。

    個别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

    最後,喬木說話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說是要把我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

    能得到喬木的同意,我心裡非常痛快。

    他請我吃午飯。

    他們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為首和我們祖孫三代圍坐在一張非常大的圓桌旁。

    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吃得竟是這樣菲薄,與一般人想象的什麼山珍海味、燕窩魚翅,毫不沾邊兒。

    喬木是一個什麼樣的官,也就一清二楚了。

     有一次,喬木想約我同他一起到甘肅敦煌去參觀。

    我委婉地回絕了。

    并不是我不高興同他一起出去,我是很高興的。

    但是,一想到下面對中央大員那種逢迎招待、曲盡恭謹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種高樓大廈、扈從如雲的盛況,我那種上不得台盤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我感到厭惡,感到膩味,感到不能忍受。

    眼不見為淨,還是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為好。

     最近幾年以來,喬木的懷舊之情好像愈加濃烈。

    他曾幾次對我說:“老朋友見一面少一面了!”我真是有點驚訝。

    我比他長一歲,還沒有這樣的想法哩。

    但是,我似乎能了解他的心情。

    有一天,他來北大參加一個什麼展覽會。

    散會後,我特意陪他到燕南園去看清華老同學林庚。

    從那裡打電話給吳組缃,電話總是沒有人接。

    喬木告訴我,在清華時,他倆曾共同參加了一個地下革命組織,很想見組缃一面,竟不能如願,言下極為怏怏。

    我心裡想:這次不行,下次再見嘛。

    焉知下次竟沒有出現。

    喬木同組缃終于沒能見上一面,就離開了人間。

    這也可以說是抱恨終天吧。

    難道當時喬木已經有了什麼預感嗎? 他最後一次到我家來,是老伴谷羽同志陪他來的。

    我的兒子也來了。

    後來谷羽和我的兒子到樓外同秘書和司機去閑聊,屋裡隻剩下了我同喬木兩人。

    我一下回憶起幾年前在中南海的會面。

    同一會面,環境迥異。

    那一次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