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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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生了興趣，自己買了一本漢德字典，念唐詩。
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
我給他改正，并講一些語法常識。
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
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态變化，也可能是優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态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
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
我自然應允了，于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裡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當模特兒。
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
我對畫不是内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
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
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
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
他有一本講１９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
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志的。
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
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
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有實現。
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聯邦德國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于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
然而他已經老了，無複年輕時的潇灑英俊。
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
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
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
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
我欲無言了。
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
我謹以馨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Ｄｒ．ｖｏｎＣｒｉｍｍ）博士。
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語。
在大學裡，他是俄文講師。
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
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麼到家，隻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
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
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
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
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
反正馮·格林始終隻是講師。
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發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郁郁寡歡。
他隻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
屋子極為簡陋。
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
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
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
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内科主任沃爾夫（Ｗｏｌｆ）教授，請他給我檢查。
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隻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幹。
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
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ＶｏｎＳｏｄｅｎ），英文教授勒德（Ｒｏｅｄｅｒ）和懷爾德（Ｗｉｌｄｅ），哲學教授海澤（Ｈｅｙｅ），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Ｖｉｔｚｈｕｍ）侯爵，德文教授麥伊（Ｍａｙ），伊朗語教授欣茨（Ｈｉｎｚ）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
我在這裡就不一一叙述了。
１９８８年
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
我給他改正，并講一些語法常識。
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
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态變化，也可能是優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态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
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
我自然應允了，于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裡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當模特兒。
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
我對畫不是内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
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
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
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
他有一本講１９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
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志的。
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
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
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有實現。
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聯邦德國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于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
然而他已經老了，無複年輕時的潇灑英俊。
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
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
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
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
我欲無言了。
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
我謹以馨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Ｄｒ．ｖｏｎＣｒｉｍｍ）博士。
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語。
在大學裡，他是俄文講師。
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
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麼到家，隻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
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
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
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
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
反正馮·格林始終隻是講師。
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發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郁郁寡歡。
他隻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
屋子極為簡陋。
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
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
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
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内科主任沃爾夫（Ｗｏｌｆ）教授，請他給我檢查。
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隻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幹。
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
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ＶｏｎＳｏｄｅｎ），英文教授勒德（Ｒｏｅｄｅｒ）和懷爾德（Ｗｉｌｄｅ），哲學教授海澤（Ｈｅｙｅ），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Ｖｉｔｚｈｕｍ）侯爵，德文教授麥伊（Ｍａｙ），伊朗語教授欣茨（Ｈｉｎｚ）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
我在這裡就不一一叙述了。
１９８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