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顧
關燈
小
中
大
從頭到尾仔細讀過一遍，有的文章讀過多遍。
像這樣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宗教、文學、碑銘等的對一般人來說都是極為枯燥、深奧的文章，應該說是最乏味的東西。
喜歡讀這樣文章的人恐怕極少極少，然而我卻情有獨鐘；我最愛讀中外兩位大學者的文章，中國是陳寅恪先生，西方就是Ｌüｄｅｒｓ先生。
這兩位大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們為文，如剝春筍，一層層剝下去，愈剝愈細；面面俱到，巨細無遺；叙述不講空話，論證必有根據；從來不引僻書以自炫，所引者多為常見書籍；别人視而不見的，他們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艱深玄奧，于平淡中卻能見神奇；有時真如“山重水複疑無路”，轉眼間“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後得出結論，讓你頓時覺得豁然開朗，口服心服。
人們一般讀文學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輕神怡。
然而我讀兩位大師的論文時得到的美感享受，與讀文學作品時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卻似乎更深更高。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怪癖；我自己覺得，這确實是“癖”，然而毫無“怪”可言。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面談的是我讀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
但是，當時我讀的書絕不限于梵文典籍。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哥廷根大學有一個漢學研究所。
所内有一個比梵文研究所圖書室大到許多倍的漢文圖書室。
為什麼比梵文圖書室大這樣多呢？原因是大學圖書館中沒有收藏漢籍，所有的漢籍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類的典籍都收藏在漢學研究所中。
這個所的圖書室，由于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的慘淡經營，大量從中國和日本購進漢文典籍，在歐洲頗有點名氣。
我曾在那裡會見過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Ａ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等等。
漢學研究所所在的大樓比Ｇａｕｓｓ－Ｗｅｂｅｒ－Ｈａｕｓ要大得多，也宏偉得多；房子極高極大。
漢學研究所在二樓上，上面還有多少層，我不清楚。
我始終也沒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樓是做什麼用的。
１０年之久，我不記得，除了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婆，還在這裡見到過什麼人。
院子極大，有極高極粗的幾棵古樹，樣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樹齡，地上綠草如茵。
樓内樓外，幹幹淨淨，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靜，也更幽雅，真是讀書的好地方。
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有時是來上課，更多地是來看書。
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
有一段時間，我幫助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查閱佛典。
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于釋迦牟尼涅槃前遊行的叙述的大著。
他校刊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義淨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
至于我自己讀的書，則範圍廣泛。
十幾萬冊漢籍，本本我都有興趣。
到了這裡，就仿佛回到了祖國一般。
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
是否是宇内孤本，因為我不通此道，我說不清楚。
即使是的話，也都埋在深深的“礦井”中，永世難見天日了。
自從１９３７年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離開哥廷根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教授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
我每次來到這裡，空蕩蕩的六七間大屋子就隻有我一個人，萬籁俱寂，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在絕對的寂靜中，我盤桓于成排的大書架之間，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心中充滿了自豪感。
我翻閱的書很多；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套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具體的書名已經忘記了。
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體裁，内容包羅萬象，上至宇宙，下至鳥獸蟲魚，以及身邊瑣事、零星感想，還有一些曆史和科技的記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
我讀完了全套書，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糖史的念頭，很多有用的資料白白地失掉了。
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讀梵、漢典籍，情況大體如此。
１９９７年
像這樣研究印度古代語言、宗教、文學、碑銘等的對一般人來說都是極為枯燥、深奧的文章，應該說是最乏味的東西。
喜歡讀這樣文章的人恐怕極少極少，然而我卻情有獨鐘；我最愛讀中外兩位大學者的文章，中國是陳寅恪先生，西方就是Ｌüｄｅｒｓ先生。
這兩位大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們為文，如剝春筍，一層層剝下去，愈剝愈細；面面俱到，巨細無遺；叙述不講空話，論證必有根據；從來不引僻書以自炫，所引者多為常見書籍；别人視而不見的，他們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艱深玄奧，于平淡中卻能見神奇；有時真如“山重水複疑無路”，轉眼間“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後得出結論，讓你頓時覺得豁然開朗，口服心服。
人們一般讀文學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輕神怡。
然而我讀兩位大師的論文時得到的美感享受，與讀文學作品時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卻似乎更深更高。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怪癖；我自己覺得，這确實是“癖”，然而毫無“怪”可言。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面談的是我讀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
但是，當時我讀的書絕不限于梵文典籍。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哥廷根大學有一個漢學研究所。
所内有一個比梵文研究所圖書室大到許多倍的漢文圖書室。
為什麼比梵文圖書室大這樣多呢？原因是大學圖書館中沒有收藏漢籍，所有的漢籍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類的典籍都收藏在漢學研究所中。
這個所的圖書室，由于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的慘淡經營，大量從中國和日本購進漢文典籍，在歐洲頗有點名氣。
我曾在那裡會見過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Ａ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等等。
漢學研究所所在的大樓比Ｇａｕｓｓ－Ｗｅｂｅｒ－Ｈａｕｓ要大得多，也宏偉得多；房子極高極大。
漢學研究所在二樓上，上面還有多少層，我不清楚。
我始終也沒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樓是做什麼用的。
１０年之久，我不記得，除了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婆，還在這裡見到過什麼人。
院子極大，有極高極粗的幾棵古樹，樣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樹齡，地上綠草如茵。
樓内樓外，幹幹淨淨，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靜，也更幽雅，真是讀書的好地方。
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有時是來上課，更多地是來看書。
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
有一段時間，我幫助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查閱佛典。
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于釋迦牟尼涅槃前遊行的叙述的大著。
他校刊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義淨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
至于我自己讀的書，則範圍廣泛。
十幾萬冊漢籍，本本我都有興趣。
到了這裡，就仿佛回到了祖國一般。
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
是否是宇内孤本，因為我不通此道，我說不清楚。
即使是的話，也都埋在深深的“礦井”中，永世難見天日了。
自從１９３７年ＧｕｓｔａｖＨａｌｏｕｎ教授離開哥廷根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教授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
我每次來到這裡，空蕩蕩的六七間大屋子就隻有我一個人，萬籁俱寂，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
在絕對的寂靜中，我盤桓于成排的大書架之間，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心中充滿了自豪感。
我翻閱的書很多；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套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具體的書名已經忘記了。
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體裁，内容包羅萬象，上至宇宙，下至鳥獸蟲魚，以及身邊瑣事、零星感想，還有一些曆史和科技的記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
我讀完了全套書，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糖史的念頭，很多有用的資料白白地失掉了。
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讀梵、漢典籍，情況大體如此。
１９９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