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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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
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
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
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着自己,欲罷不能。
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
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将近二十來個人。
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
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
我暗暗下定決心:絕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
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并不輕松的。
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曆夠了喜怒哀樂。
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
有時候,光風霁月,有時候,陰霾蔽天。
有時候,峰回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
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
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内如焚。
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
“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
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
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黴。
我隻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
“詩必窮而後工”,連作詩都必須先“窮”。
“窮”并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黴。
不倒黴就作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曆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
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
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
别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曆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
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
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隻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
這實際上是冤枉的。
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
幾千年的曆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
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曆史環境所造成的。
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
曆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
老百姓更不必說了。
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在别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家夥。
他們的感情特别細膩、銳敏、脆弱、隐晦。
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
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
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
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
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着自己,欲罷不能。
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
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将近二十來個人。
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
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
我暗暗下定決心:絕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
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并不輕松的。
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曆夠了喜怒哀樂。
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
有時候,光風霁月,有時候,陰霾蔽天。
有時候,峰回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
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
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内如焚。
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
“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
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
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黴。
我隻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
“詩必窮而後工”,連作詩都必須先“窮”。
“窮”并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黴。
不倒黴就作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曆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
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
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
别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曆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
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
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隻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
這實際上是冤枉的。
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
幾千年的曆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
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曆史環境所造成的。
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
曆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
老百姓更不必說了。
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在别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家夥。
他們的感情特别細膩、銳敏、脆弱、隐晦。
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
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