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思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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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确曾自怨自艾過。
但是現在我卻有了另一個想法。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
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嘗一嘗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了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
那将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關在牛棚裡的時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
我逐漸感到其中有問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點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裡呢？我當時認識不高，思考問題膚淺片面。
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
我隻是一個勁地深挖自己的靈魂。
用現在間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
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
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
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肮髒的，決心不介入。
我并不了解共産黨，隻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台不行。
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獲，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髒的，共産黨就不是。
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裡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
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
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争，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
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
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争或革命戰争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産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
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
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
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态。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
我在國内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
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滿口謊言，欺騙了我們。
後來越想越不是味兒。
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對此公也不感興趣。
他的詩句：“看花難近最高樓”，可以為證。
後來到了德國，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
我看到德國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見面時竟對喊：“希特勒萬歲！”覺得異常可笑，難以理解。
我認識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德國姑娘，美貌非凡。
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那将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
我有一個潛台詞：我們中國人聰明，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回國以後，僅僅隔了三年，中國就解放了。
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我們那種興奮、愉快，上面已經講了一點。
當時每年要舉行兩次遊行慶祝，五一和十一，地點都在天安門。
每次都是淩晨即起，從沙灘整隊步行到東單一帶的小胡同裡等候，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
十點整，大會開始。
我們的隊伍也要走過天安門前，接受領袖的檢閱。
當時三座門還沒有拆掉。
在三座門東邊時，根本看不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
一轉過三座門，看到領袖了，于是在
但是現在我卻有了另一個想法。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
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嘗一嘗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了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
那将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關在牛棚裡的時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
我逐漸感到其中有問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點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裡呢？我當時認識不高，思考問題膚淺片面。
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
我隻是一個勁地深挖自己的靈魂。
用現在間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
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
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
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肮髒的，決心不介入。
我并不了解共産黨，隻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台不行。
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獲，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髒的，共産黨就不是。
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裡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
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
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争，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
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
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争或革命戰争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産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
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
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
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态。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
我在國内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
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滿口謊言，欺騙了我們。
後來越想越不是味兒。
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對此公也不感興趣。
他的詩句：“看花難近最高樓”，可以為證。
後來到了德國，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
我看到德國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見面時竟對喊：“希特勒萬歲！”覺得異常可笑，難以理解。
我認識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德國姑娘，美貌非凡。
有一次她竟對我說：“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那将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我聽了真是大吃一驚，覺得實在是匪夷所思。
我有一個潛台詞：我們中國人聰明，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回國以後，僅僅隔了三年，中國就解放了。
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我們那種興奮、愉快，上面已經講了一點。
當時每年要舉行兩次遊行慶祝，五一和十一，地點都在天安門。
每次都是淩晨即起，從沙灘整隊步行到東單一帶的小胡同裡等候，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
十點整，大會開始。
我們的隊伍也要走過天安門前，接受領袖的檢閱。
當時三座門還沒有拆掉。
在三座門東邊時，根本看不到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
一轉過三座門，看到領袖了，于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