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思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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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有這樣的想法。
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
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曆史和現狀。
在封建社會裡，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
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
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分子，我沒有見到過。
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
不說别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
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
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
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
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
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着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
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
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豔似玫瑰，光輝如太陽。
但是，好景不長。
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裡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污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嘗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
可是後面跟着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
批判武訓，批《〈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胡适，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
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争，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xdx潮。
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态中，日子過得并不愉快。
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
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于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于閱讀批判的材料。
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雲：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并沒有産生懷疑。
反右以後，仍然是馬不停蹄，一個勁地搞運動，什麼“拔白旗”等等。
廬山會議以後，極左思想已經達到了頂點，卻偏偏要來一個反右傾。
三年困難時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識分子一樣，盡管天天餓腸辘辘，連半點不滿意的想法都沒有，更不用說說怪話了。
連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
誰能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事後連原新北大公社的東語系一個教員都告訴我說，我本來能夠躲過這一場災難的。
但是，我偏偏發了牛勁，自己跳了出來，終于得到了報應：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
我當
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
“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
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曆史和現狀。
在封建社會裡，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
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
予生也晚，《
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
不說别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
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
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
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
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
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着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
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
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豔似玫瑰，光輝如太陽。
但是，好景不長。
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裡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污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嘗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
可是後面跟着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
批判武訓，批《〈
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争，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xdx潮。
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态中，日子過得并不愉快。
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
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于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于閱讀批判的材料。
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雲：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并沒有産生懷疑。
反右以後，仍然是馬不停蹄，一個勁地搞運動，什麼“拔白旗”等等。
廬山會議以後，極左思想已經達到了頂點，卻偏偏要來一個反右傾。
三年困難時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識分子一樣，盡管天天餓腸辘辘，連半點不滿意的想法都沒有，更不用說說怪話了。
連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
誰能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事後連原新北大公社的東語系一個教員都告訴我說，我本來能夠躲過這一場災難的。
但是，我偏偏發了牛勁，自己跳了出來，終于得到了報應：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
我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