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思或反思
關燈
小
中
大
但是，我必須還要啰嗦上一陣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
特别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
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餘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
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争論的必要。
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
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
不算也罷。
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
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
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幹，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
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
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
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
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洩出來。
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
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了解，聽講“文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
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
他們昧于前車之鑒，誰能保證，他們将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于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餘怒未息，牢騷滿腹。
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于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
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
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
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複活動後，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
‘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
說罷，哈哈大笑。
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
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郁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
我個
我不能就到此住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
特别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
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餘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
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争論的必要。
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
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
不算也罷。
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
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
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幹，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
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
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
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
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洩出來。
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
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了解，聽講“文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
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
他們昧于前車之鑒，誰能保證，他們将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于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餘怒未息，牢騷滿腹。
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于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
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
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
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複活動後，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
‘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
說罷，哈哈大笑。
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
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郁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
我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