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生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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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的黑闆下，抄錄今天要背誦的“最高指示”。
這指示往往相當長。
每一個“罪犯”，今天不管是幹什麼活，到哪裡去幹活，都必須背得滾瓜爛熟。
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麼場合，都可能讓你背誦。
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
現在，如果我們被叫到辦公室去，先喊一聲：“報告！”然後垂首肅立。
監改人員提一段語錄的第一句，你必須接下去把整段背完。
倘若背錯一個字，則懲罰如上。
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于年紀實在太老了，而且腦袋裡除了數學公式之外，似乎什麼東西也擠不進去。
連據說有無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
我經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臉腫，雙眼下鼓起兩個腫泡。
我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背語錄有什麼用處呢？也許有人認為，我們這些“罪犯”都是花崗岩的腦袋瓜，用平常的辦法來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
“革命家”于是就借用了耶稣教查經的辦法，據說神力無窮。
但是，我很慚愧，我實在沒有感覺出來。
我有自己的解釋，這解釋仍然是我發明創造的“折磨論”。
我一直到今天還認為，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
監改人員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會有這樣的威力，他們自己也并背不熟幾條語錄。
連向“罪犯”提頭時，也往往出現錯誤。
有時候他提了一個頭，我接着背下去，由于神經緊張，也曾背錯過一兩個字；但監改人員并沒有發現。
我此時還沒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蒙混過了關。
我如真愚蠢到起來“自首”，那麼監改人員面子不是受到損害了嗎？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此，我們就邊幹活，邊背語錄。
身體和精神都緊張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于我參加的勞動工種，那還是非常多的。
勞動時間最長的有幾個地方。
根據我現在的回憶，首先是北材料廠。
這裡面的工人都屬于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擁護“老佛爺”的。
在“勞改罪犯”中，也還是有派别區分的。
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時候會有不同。
我在這裡，有兩重身份，一是“勞改罪犯”，二是原井岡山成員。
因此頗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訓斥的機會多了一點。
我們在這裡幹的活，先是搬運耐火磚，從廠内一個地方搬到小池旁邊，碼了起來。
一定要碼整整齊齊，否則會塌落下來。
耐火磚非常重，砸到人身上，會把人砸死的。
我們“罪犯們”都知道這一點，幹起活來都萬分小心謹慎。
耐火磚搬完，又被分配來拔掉舊柱子和舊木闆上的釘子。
幹這活，允許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們簡直是享受天福了。
廠内的活幹完了後，又來到廠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邊，去搬運沙子，從一堆運到另一堆上。
在北材料廠我大概幹了幾個星期。
我在這裡還要補充說明幾句，在這裡幹活的隻是“罪犯”的一小部分。
其餘的人都各有安排，情況我不清楚，我隻好略而不談了。
我從北材料廠又被調到學生宿舍區去運煤。
現在是夏天，大汽車把煤從什麼地方運到學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務。
我們的任務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擡着，堆成煤山，以減少占地的面積。
這個活并不輕松，一是累，二是髒。
兩個老人擡一筐重達百斤以上的煤塊或煤末，有時還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難的。
大風一起，我們滿臉滿身全是煤灰。
在平常時候這種地方我們連走進都不會的。
然而此時情況變了。
我們已能安之若素。
什麼衛生不衛生，更不在話下了。
同我長時間擡一個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學冒着生命的危險參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監督勞動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時候，低聲對我說：“我們的命運看來已經定了。
我們将來的出路，不外是到什麼邊遠地區勞改終生了。
”這種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
我自己何嘗不是這樣想呢？ 以後，我的工種有過多次變化。
我曾随大隊人馬到今天勺園大樓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過石頭，挖過稻田。
有一次同西語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着一個工人，到學生宿舍三十五樓東牆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
這次工人師傅親自下了手，我們兩個老頭隻能算是“助教”，幫助他擡擡洋灰包，遞遞鐵鍬。
這位工人雖然也繃着臉，一言不發。
但是對我們一句訓斥的話都沒有說過。
我心裡實在是銘感五内。
十年浩劫以後，我在校園裡還常見到他騎車而過，我總是用感激的眼光注視着他的背影漸漸消逝。
此外，我還被分配到一些地方去幹活，比如修房子，拔草之類，這裡不一一叙述了。
既然叫做“勞改”，勞動當然就是我們主要的生活内容。
不管是在勞動中，還是在其他活動中，總難避開同監改人員打交道。
見了他們，同在任何地方一樣，我們從不許擡頭，這已經是
這指示往往相當長。
每一個“罪犯”，今天不管是幹什麼活，到哪裡去幹活，都必須背得滾瓜爛熟。
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麼場合，都可能讓你背誦。
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
現在，如果我們被叫到辦公室去，先喊一聲：“報告！”然後垂首肅立。
監改人員提一段語錄的第一句，你必須接下去把整段背完。
倘若背錯一個字，則懲罰如上。
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于年紀實在太老了，而且腦袋裡除了數學公式之外，似乎什麼東西也擠不進去。
連據說有無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
我經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臉腫，雙眼下鼓起兩個腫泡。
我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背語錄有什麼用處呢？也許有人認為，我們這些“罪犯”都是花崗岩的腦袋瓜，用平常的辦法來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
“革命家”于是就借用了耶稣教查經的辦法，據說神力無窮。
但是，我很慚愧，我實在沒有感覺出來。
我有自己的解釋，這解釋仍然是我發明創造的“折磨論”。
我一直到今天還認為，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
監改人員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會有這樣的威力，他們自己也并背不熟幾條語錄。
連向“罪犯”提頭時，也往往出現錯誤。
有時候他提了一個頭，我接着背下去，由于神經緊張，也曾背錯過一兩個字；但監改人員并沒有發現。
我此時還沒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蒙混過了關。
我如真愚蠢到起來“自首”，那麼監改人員面子不是受到損害了嗎？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此，我們就邊幹活，邊背語錄。
身體和精神都緊張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于我參加的勞動工種，那還是非常多的。
勞動時間最長的有幾個地方。
根據我現在的回憶，首先是北材料廠。
這裡面的工人都屬于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擁護“老佛爺”的。
在“勞改罪犯”中，也還是有派别區分的。
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時候會有不同。
我在這裡，有兩重身份，一是“勞改罪犯”，二是原井岡山成員。
因此頗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訓斥的機會多了一點。
我們在這裡幹的活，先是搬運耐火磚，從廠内一個地方搬到小池旁邊，碼了起來。
一定要碼整整齊齊，否則會塌落下來。
耐火磚非常重，砸到人身上，會把人砸死的。
我們“罪犯們”都知道這一點，幹起活來都萬分小心謹慎。
耐火磚搬完，又被分配來拔掉舊柱子和舊木闆上的釘子。
幹這活，允許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們簡直是享受天福了。
廠内的活幹完了後，又來到廠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邊，去搬運沙子，從一堆運到另一堆上。
在北材料廠我大概幹了幾個星期。
我在這裡還要補充說明幾句，在這裡幹活的隻是“罪犯”的一小部分。
其餘的人都各有安排，情況我不清楚，我隻好略而不談了。
我從北材料廠又被調到學生宿舍區去運煤。
現在是夏天，大汽車把煤從什麼地方運到學校，卸在地上，就算完成任務。
我們的任務是把散堆在地上的煤，用筐擡着，堆成煤山，以減少占地的面積。
這個活并不輕松，一是累，二是髒。
兩個老人擡一筐重達百斤以上的煤塊或煤末，有時還要爬上煤山，是非常困難的。
大風一起，我們滿臉滿身全是煤灰。
在平常時候這種地方我們連走進都不會的。
然而此時情況變了。
我們已能安之若素。
什麼衛生不衛生，更不在話下了。
同我長時間擡一個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學冒着生命的危險參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監督勞動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時候，低聲對我說：“我們的命運看來已經定了。
我們将來的出路，不外是到什麼邊遠地區勞改終生了。
”這種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
我自己何嘗不是這樣想呢？ 以後，我的工種有過多次變化。
我曾随大隊人馬到今天勺園大樓的原址稻田的地方去搬過石頭，挖過稻田。
有一次同西語系的一位老教授被分配跟着一個工人，到學生宿舍三十五樓東牆外面去修理地下水管。
這次工人師傅親自下了手，我們兩個老頭隻能算是“助教”，幫助他擡擡洋灰包，遞遞鐵鍬。
這位工人雖然也繃着臉，一言不發。
但是對我們一句訓斥的話都沒有說過。
我心裡實在是銘感五内。
十年浩劫以後，我在校園裡還常見到他騎車而過，我總是用感激的眼光注視着他的背影漸漸消逝。
此外，我還被分配到一些地方去幹活，比如修房子，拔草之類，這裡不一一叙述了。
既然叫做“勞改”，勞動當然就是我們主要的生活内容。
不管是在勞動中，還是在其他活動中，總難避開同監改人員打交道。
見了他們，同在任何地方一樣，我們從不許擡頭，這已經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