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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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鬥争。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還是一片癡心。
走出大門，我那輛倚在樹上的自行車已經被人—當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鎖鎖死。
沒有别的辦法，我隻好步行回家。
從此便同我那輛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車永遠“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岡山的攝影師，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尋找什麼。
我知道，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不是美，而是政治。
他主要尋找公社抄家時在對待偉大領袖方面有沒有留下可抓的小辮子，比如說領袖像，他們撕了或者污染了沒有？有領袖像的報紙，他們用腳踩了沒有？如此等等。
如果有一條被他抓住，拍攝下來，這就是對領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綱上到駭人的高度，是對敵鬥争的一顆重型炮彈。
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專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訓練有素的，那樣的“錯誤”或者“罪行”他們是決不會犯的。
攝影師找了半天，發現公社的抄家術真正是無懈可擊，嗒然離去。
我的處境，井岡山領導表面上表示同情。
我當時有一個後來想起來令我感到後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岡山總部裡。
我害怕，公社随時都可能派人來，把我抓走，關在什麼秘密的地方。
這是當時屢次出現過的事，并不新鮮。
井岡山總部是比較安全的，那裡幾乎是一個武裝堡壘。
可是我有點遲疑。
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同公社一樣派人到處去調查我的曆史。
但是，在幾天前我在井岡山總部裡聽到派人調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為井岡山總勤務員之一的老教授的曆史。
他們認為，老知識分子，特别是留過洋的老知識分子的曆史複雜；不如自己先下手調查，然後采取措施，以免被動。
既然他們能調查那位老教授的曆史，為什麼就不能調查我的曆史呢？我當時确曾感到寒心。
現在我已經被公社“打倒”了。
為了擺脫我這個包袱，他們會采取什麼措施呢？我的曆史，我最清楚。
但是，那種兩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學和派性，确實是能殺人的。
用那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調查出來的東西能準确嗎？能公正嗎？與其将來陷入極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還不如索性橫下一條心，任敵人宰割吧。
我毅然離開那裡，回到自己家中。
現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籠。
我在上面談到，那年夏秋兩季我時時感到有風暴在我頭上凝聚，随時可以劈了下來。
現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
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
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
從前讀一篇筆記文章。
記載金聖歎臨刑時說的話：“殺頭，至痛也。
我于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這個“反革命”帽子，也是于無意中得之，我卻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不亦快哉！”我隻能說：奈何！奈何！ 不管怎樣，一夜之間，我身上發生了質變：由人民變成了“反革命分子”。
沒有任何手續，公社一聲“打倒！”我就被打倒了。
東語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須呆在家裡！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随時聽候傳訊！但是，在最初幾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沒有人來。
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過了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公社視我如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
但是，他們也感到，“罪證”尚嫌不足。
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後取證的戰略，希望從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證據，證明打倒是正确的。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還是一片癡心。
走出大門，我那輛倚在樹上的自行車已經被人—當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鎖鎖死。
沒有别的辦法，我隻好步行回家。
從此便同我那輛伴随我将近二十年的車永遠“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岡山的攝影師，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尋找什麼。
我知道，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不是美，而是政治。
他主要尋找公社抄家時在對待偉大領袖方面有沒有留下可抓的小辮子，比如說領袖像，他們撕了或者污染了沒有？有領袖像的報紙，他們用腳踩了沒有？如此等等。
如果有一條被他抓住，拍攝下來，這就是對領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綱上到駭人的高度，是對敵鬥争的一顆重型炮彈。
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專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訓練有素的，那樣的“錯誤”或者“罪行”他們是決不會犯的。
攝影師找了半天，發現公社的抄家術真正是無懈可擊，嗒然離去。
我的處境，井岡山領導表面上表示同情。
我當時有一個後來想起來令我感到後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岡山總部裡。
我害怕，公社随時都可能派人來，把我抓走，關在什麼秘密的地方。
這是當時屢次出現過的事，并不新鮮。
井岡山總部是比較安全的，那裡幾乎是一個武裝堡壘。
可是我有點遲疑。
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同公社一樣派人到處去調查我的曆史。
但是，在幾天前我在井岡山總部裡聽到派人調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為井岡山總勤務員之一的老教授的曆史。
他們認為，老知識分子，特别是留過洋的老知識分子的曆史複雜；不如自己先下手調查，然後采取措施，以免被動。
既然他們能調查那位老教授的曆史，為什麼就不能調查我的曆史呢？我當時确曾感到寒心。
現在我已經被公社“打倒”了。
為了擺脫我這個包袱，他們會采取什麼措施呢？我的曆史，我最清楚。
但是，那種兩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學和派性，确實是能殺人的。
用那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調查出來的東西能準确嗎？能公正嗎？與其将來陷入極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還不如索性橫下一條心，任敵人宰割吧。
我毅然離開那裡，回到自己家中。
現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籠。
我在上面談到，那年夏秋兩季我時時感到有風暴在我頭上凝聚，随時可以劈了下來。
現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
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
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
從前讀一篇筆記文章。
記載金聖歎臨刑時說的話：“殺頭，至痛也。
我于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這個“反革命”帽子，也是于無意中得之，我卻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不亦快哉！”我隻能說：奈何！奈何！ 不管怎樣，一夜之間，我身上發生了質變：由人民變成了“反革命分子”。
沒有任何手續，公社一聲“打倒！”我就被打倒了。
東語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須呆在家裡！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随時聽候傳訊！但是，在最初幾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沒有人來。
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過了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公社視我如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
但是，他們也感到，“罪證”尚嫌不足。
于是便采用了先打倒，後取證的戰略，希望從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證據，證明打倒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