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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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十分關心。
“文化大革命”一起,問題就要發生在自己身上了。
我才知道,這是萬分重要的問題。
我自己對号入座,甘願戴上那兩頂帽子。
非我喜開帽子鋪,勢不得不爾也。
但是,這兩頂帽子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呢?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萬分關鍵。
到了此時,這已經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努力想找一個定性的根據了。
所有的報刊雜志都強調,要正确區分和處理這兩類矛盾。
但是其間界限卻萬分微妙,簡直連一根頭發絲的十萬分之一都不到。
換句話說就是若無實有,卻又難以捉摸。
在某一些情況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專家和任何定量分析專家都無能為力。
我自己也是越弄越糊塗。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是一個哲學問題呢?還是一個法律問題?如果是一個哲學問題,它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如果是一個法律問題,為什麼法律條文中又沒有表露出來?我對法律完全是門外漢。
但是我在制定法律的最高權力機構呆過五年,從來沒在法律條文中見到什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樣的詞兒。
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對理論有了興趣。
我對今天說白明天說紅的完全看風使舵的理論,隻有厭惡之感,沒有同情之意。
但是,現在對我來說,這卻不是一個理論問題。
我在對号入座的過程中,憂心忡忡,完全是為了這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是身處敵我之間,心懸兩類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過着有憂有慮的日子。
我們平常講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覺得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事不關己,高高挂起”嘛。
解放以後,政治運動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門。
給别人戴什麼帽子,都與己無關。
我就這樣順利地度過了将近二十年,從來沒有切膚之感。
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畢恭畢敬,“天王聖明,臣罪當死”。
他們内心裡的感受,我從來沒想去了解過。
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主動争取戴帽子的。
可我現在左思右想,前瞻後顧,總覺得或者預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頂帽子,心裡才踏實,好像是寒天大風要出門那樣。
現在帽子滿天飛,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
難道正副上帝分工還有一個掌管帽子的上帝嗎? 在革命群衆眼中
“文化大革命”一起,問題就要發生在自己身上了。
我才知道,這是萬分重要的問題。
我自己對号入座,甘願戴上那兩頂帽子。
非我喜開帽子鋪,勢不得不爾也。
但是,這兩頂帽子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呢?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萬分關鍵。
到了此時,這已經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努力想找一個定性的根據了。
所有的報刊雜志都強調,要正确區分和處理這兩類矛盾。
但是其間界限卻萬分微妙,簡直連一根頭發絲的十萬分之一都不到。
換句話說就是若無實有,卻又難以捉摸。
在某一些情況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專家和任何定量分析專家都無能為力。
我自己也是越弄越糊塗。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是一個哲學問題呢?還是一個法律問題?如果是一個哲學問題,它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如果是一個法律問題,為什麼法律條文中又沒有表露出來?我對法律完全是門外漢。
但是我在制定法律的最高權力機構呆過五年,從來沒在法律條文中見到什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樣的詞兒。
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對理論有了興趣。
我對今天說白明天說紅的完全看風使舵的理論,隻有厭惡之感,沒有同情之意。
但是,現在對我來說,這卻不是一個理論問題。
我在對号入座的過程中,憂心忡忡,完全是為了這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是身處敵我之間,心懸兩類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過着有憂有慮的日子。
我們平常講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覺得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事不關己,高高挂起”嘛。
解放以後,政治運動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門。
給别人戴什麼帽子,都與己無關。
我就這樣順利地度過了将近二十年,從來沒有切膚之感。
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畢恭畢敬,“天王聖明,臣罪當死”。
他們内心裡的感受,我從來沒想去了解過。
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主動争取戴帽子的。
可我現在左思右想,前瞻後顧,總覺得或者預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頂帽子,心裡才踏實,好像是寒天大風要出門那樣。
現在帽子滿天飛,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
難道正副上帝分工還有一個掌管帽子的上帝嗎? 在革命群衆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