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教運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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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四面八方的雜牌軍隊,盡管過去并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作,感情異常融洽。

    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

    他有豐富的公安經驗,人也非常随和。

    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

    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麼信,看完之後,總是以火焚之。

    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

    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

    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麼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

    看了陳的行徑,我自然大惑不解。

    特别是過舊曆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

    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麼重要意義。

    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

    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麼要燒掉呢?” “不留痕迹。

    ” “撕掉丢在茅坑裡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 “你過分小心了。

    ” “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

    一個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

    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

    我自己心裡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

    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

    有人來抓,并不困難。

    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

    心裡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

    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

    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赢得反黨反社名。

    ”這是後話,這裡就先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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