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教運動談起

瓜葛。

    我還說，“三家村”裡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

    我同吳晗三十年代初在清華是同學。

    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後，還曾應他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裡住過一宿。

    如此等等，說個沒完。

    我哪裡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内定他為我的“接班人”。

    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後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眯眯的。

    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

    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産階級接班人的貧農兼烈屬的子弟，已經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

    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鏡子裡照見自己的真相！ 閑言少叙，書歸正傳。

    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撲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闆。

    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

    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裡剽竊來的。

    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

    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

    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裡講一講。

    我們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隊，不是來自一個單位。

    除了北大以外，還有人來自中央廣播電台，來自警察總隊等單位。

    根據上面的規定，我們一律便衣，不對人講自己的單位。

    内部情況隻有我們自己明白。

    我們這一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