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黃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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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心得。
當我升入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寫信告訴我,他到加拿大去讀大學了,今後我寫信仍寄香港,通過他的家人互轉。
因為信件要越過國界,郵資很貴,我們都用薄紙寫信,并且大大壓縮字數,往往隻寫一頁紙。
從來信中我知道,他在學校裡擔任華僑學生會的主席,品學皆深受當地居民贊賞。
他又給我寄了一張相片,身穿西裝,帶着寬邊眼鏡,腋下夾着十六開的硬皮書,站在一座大樓的門外。
因為他在加拿大,我多麼可笑,就在信上向他大談白求恩,這是我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關于加拿大的全部知識,來自毛澤東的名篇《紀念白求恩》。
讓我驚訝的是,他對白求恩竟然一無所知,我原以為白求恩是人人皆知的最有名的加拿大人。
我還讓他寫在加拿大的生活和見聞,他總是避而不談,後來終于據實相告,說他并不在加拿大,而是在北美洲最大的一個城市,因為怕我知道後不再與他通信,所以一直不敢告訴我。
我知道了,他是在紐約。
當年美國是中國的頭号敵人,他的擔憂很有道理。
我回信說,無論他在哪裡,我都會和他保持通信聯系。
此後,我收到他家裡代寄的一張賀年卡,上面寫道:“你找到女朋友了嗎?”我由此推測他有了未婚妻。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寄來一封信,對于傳說中紅衛兵的行為表示困惑不解。
那時我和中國絕大多數青年一樣已被洗腦,就在回信中按照官方的調子抨擊西方記者的造謠伎倆,并且向他宣布我也是紅衛兵。
其實,當時誰都可以成立一個什麼組織,我隻是和班上幾個同學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戰鬥隊,所做的事情不過是一起外出串連旅行罷了,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也。
我之所以要如此向他宣布,隻是為了增強說服力:既然我也是紅衛兵,可見紅衛兵不是洪水猛獸。
信寄出以後,石沉大海,從此音訊隔絕。
1968年,在毀掉自己的文字時,我把萬春的信件也毀掉了,這是使我深感後悔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何方,從事何職。
由他的聰明和讀理工科推測,也許已經成為一個美籍科學家了吧?我總懷着這樣的希望,有一天他會回到祖國來訪問,甚至來工作,我們還能相見,想必那時雙方都會有無窮的感觸吧。
補記 一直以為,我和黃萬春此生無緣再見,沒想到在闊别半個多世紀之後,他的呼喚通過互聯網傳到了我這裡。
2010年12月,我在我的公共郵箱裡看到一封信,開頭一句就讓我喜出望外:“我是黃萬春,在美國寫這信給你。
”當然,我立即回信,然後通電話,知道了他的經曆。
大學畢業後,他在IBM工作三十多年,最後做到全球總部策略計劃總監。
2001年跳槽到全球第二大IT市場調研公司IDC,任大中華區總裁,總部在北京。
在北京工作的四年裡,他曾托人找我,未果。
前不久,他在鳳凰電視美洲台看到采訪我的節目,就去查百度,終于聯系上了我。
當時臨近聖誕節,他在信中說,這是上天送給我們的一個聖誕大禮,并稱我為“陌生的老朋友”,我歎為準确。
今年(2014年)3月,他攜太太來北京,快樂相聚。
近一個甲子的時光,天地一瞬間,并無陌生之感。
我找出他小學畢業時和在香港上中學時送我的照片,四張中有兩張他自己已不存,意外的驚喜。
我開玩笑說拍賣,他悄悄翻拍,我說翻拍的價更高,一片歡笑。
我發現童年的直覺很準确,雖然性格和事業不同,好朋友就是好朋友,經得住歲月的檢驗。
當我升入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寫信告訴我,他到加拿大去讀大學了,今後我寫信仍寄香港,通過他的家人互轉。
因為信件要越過國界,郵資很貴,我們都用薄紙寫信,并且大大壓縮字數,往往隻寫一頁紙。
從來信中我知道,他在學校裡擔任華僑學生會的主席,品學皆深受當地居民贊賞。
他又給我寄了一張相片,身穿西裝,帶着寬邊眼鏡,腋下夾着十六開的硬皮書,站在一座大樓的門外。
因為他在加拿大,我多麼可笑,就在信上向他大談白求恩,這是我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關于加拿大的全部知識,來自毛澤東的名篇《紀念白求恩》。
讓我驚訝的是,他對白求恩竟然一無所知,我原以為白求恩是人人皆知的最有名的加拿大人。
我還讓他寫在加拿大的生活和見聞,他總是避而不談,後來終于據實相告,說他并不在加拿大,而是在北美洲最大的一個城市,因為怕我知道後不再與他通信,所以一直不敢告訴我。
我知道了,他是在紐約。
當年美國是中國的頭号敵人,他的擔憂很有道理。
我回信說,無論他在哪裡,我都會和他保持通信聯系。
此後,我收到他家裡代寄的一張賀年卡,上面寫道:“你找到女朋友了嗎?”我由此推測他有了未婚妻。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寄來一封信,對于傳說中紅衛兵的行為表示困惑不解。
那時我和中國絕大多數青年一樣已被洗腦,就在回信中按照官方的調子抨擊西方記者的造謠伎倆,并且向他宣布我也是紅衛兵。
其實,當時誰都可以成立一個什麼組織,我隻是和班上幾個同學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戰鬥隊,所做的事情不過是一起外出串連旅行罷了,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也。
我之所以要如此向他宣布,隻是為了增強說服力:既然我也是紅衛兵,可見紅衛兵不是洪水猛獸。
信寄出以後,石沉大海,從此音訊隔絕。
1968年,在毀掉自己的文字時,我把萬春的信件也毀掉了,這是使我深感後悔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何方,從事何職。
由他的聰明和讀理工科推測,也許已經成為一個美籍科學家了吧?我總懷着這樣的希望,有一天他會回到祖國來訪問,甚至來工作,我們還能相見,想必那時雙方都會有無窮的感觸吧。
補記 一直以為,我和黃萬春此生無緣再見,沒想到在闊别半個多世紀之後,他的呼喚通過互聯網傳到了我這裡。
2010年12月,我在我的公共郵箱裡看到一封信,開頭一句就讓我喜出望外:“我是黃萬春,在美國寫這信給你。
”當然,我立即回信,然後通電話,知道了他的經曆。
大學畢業後,他在IBM工作三十多年,最後做到全球總部策略計劃總監。
2001年跳槽到全球第二大IT市場調研公司IDC,任大中華區總裁,總部在北京。
在北京工作的四年裡,他曾托人找我,未果。
前不久,他在鳳凰電視美洲台看到采訪我的節目,就去查百度,終于聯系上了我。
當時臨近聖誕節,他在信中說,這是上天送給我們的一個聖誕大禮,并稱我為“陌生的老朋友”,我歎為準确。
今年(2014年)3月,他攜太太來北京,快樂相聚。
近一個甲子的時光,天地一瞬間,并無陌生之感。
我找出他小學畢業時和在香港上中學時送我的照片,四張中有兩張他自己已不存,意外的驚喜。
我開玩笑說拍賣,他悄悄翻拍,我說翻拍的價更高,一片歡笑。
我發現童年的直覺很準确,雖然性格和事業不同,好朋友就是好朋友,經得住歲月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