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黃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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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心得。

     當我升入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寫信告訴我,他到加拿大去讀大學了,今後我寫信仍寄香港,通過他的家人互轉。

    因為信件要越過國界,郵資很貴,我們都用薄紙寫信,并且大大壓縮字數,往往隻寫一頁紙。

    從來信中我知道,他在學校裡擔任華僑學生會的主席,品學皆深受當地居民贊賞。

    他又給我寄了一張相片,身穿西裝,帶着寬邊眼鏡,腋下夾着十六開的硬皮書,站在一座大樓的門外。

    因為他在加拿大,我多麼可笑,就在信上向他大談白求恩,這是我也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關于加拿大的全部知識,來自毛澤東的名篇《紀念白求恩》。

    讓我驚訝的是,他對白求恩竟然一無所知,我原以為白求恩是人人皆知的最有名的加拿大人。

    我還讓他寫在加拿大的生活和見聞,他總是避而不談,後來終于據實相告,說他并不在加拿大,而是在北美洲最大的一個城市,因為怕我知道後不再與他通信,所以一直不敢告訴我。

    我知道了,他是在紐約。

    當年美國是中國的頭号敵人,他的擔憂很有道理。

    我回信說,無論他在哪裡,我都會和他保持通信聯系。

    此後,我收到他家裡代寄的一張賀年卡,上面寫道:“你找到女朋友了嗎?”我由此推測他有了未婚妻。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他寄來一封信,對于傳說中紅衛兵的行為表示困惑不解。

    那時我和中國絕大多數青年一樣已被洗腦,就在回信中按照官方的調子抨擊西方記者的造謠伎倆,并且向他宣布我也是紅衛兵。

    其實,當時誰都可以成立一個什麼組織,我隻是和班上幾個同學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戰鬥隊,所做的事情不過是一起外出串連旅行罷了,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也。

    我之所以要如此向他宣布,隻是為了增強說服力:既然我也是紅衛兵,可見紅衛兵不是洪水猛獸。

    信寄出以後,石沉大海,從此音訊隔絕。

     1968年,在毀掉自己的文字時,我把萬春的信件也毀掉了,這是使我深感後悔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何方,從事何職。

    由他的聰明和讀理工科推測,也許已經成為一個美籍科學家了吧?我總懷着這樣的希望,有一天他會回到祖國來訪問,甚至來工作,我們還能相見,想必那時雙方都會有無窮的感觸吧。

     補記 一直以為,我和黃萬春此生無緣再見,沒想到在闊别半個多世紀之後,他的呼喚通過互聯網傳到了我這裡。

    2010年12月,我在我的公共郵箱裡看到一封信,開頭一句就讓我喜出望外:“我是黃萬春,在美國寫這信給你。

    ”當然,我立即回信,然後通電話,知道了他的經曆。

    大學畢業後,他在IBM工作三十多年,最後做到全球總部策略計劃總監。

    2001年跳槽到全球第二大IT市場調研公司IDC,任大中華區總裁,總部在北京。

    在北京工作的四年裡,他曾托人找我,未果。

    前不久,他在鳳凰電視美洲台看到采訪我的節目,就去查百度,終于聯系上了我。

    當時臨近聖誕節,他在信中說,這是上天送給我們的一個聖誕大禮,并稱我為“陌生的老朋友”,我歎為準确。

     今年(2014年)3月,他攜太太來北京,快樂相聚。

    近一個甲子的時光,天地一瞬間,并無陌生之感。

    我找出他小學畢業時和在香港上中學時送我的照片,四張中有兩張他自己已不存,意外的驚喜。

    我開玩笑說拍賣,他悄悄翻拍,我說翻拍的價更高,一片歡笑。

    我發現童年的直覺很準确,雖然性格和事業不同,好朋友就是好朋友,經得住歲月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