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黃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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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萬春是我小學時代最要好的朋友，我們性格相近，都好靜。
我記不得兩人是怎麼玩到一塊的了，在小學前半期，往來并不密切，成為好友應該是高年級的時候。
他和我同歲，個兒比我略高，白淨的臉皮，鵝蛋臉上一對聰明的眼睛，五官端正，長得頗秀氣。
在班上，他也是一個沒有風頭可出的學生。
他出的唯一的一次風頭是，陸老師在課堂上批評他不用功，接着說如果他用功，會是全班成績最好的。
放學後，我們常在一起活動，周瑞榮有時也參加。
所謂活動，無非是一起做作業，然後就畫畫、看小人書、下象棋，我會下象棋還是他教的。
他的家在城隍廟旁邊，離我的家很近。
活動地點基本上在我家裡，去他家要趁他母親不在，因為她愛整潔和安靜，規矩多，不喜歡被打擾。
萬春的家教很嚴。
在他的家裡，是不準大聲喧嘩的。
他也總是那樣甯靜規矩，溫文禮貌。
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家搬到了人民廣場。
有一回，我帶他到我們的新居玩，正好趕上吃午飯，我們全家都留他吃飯，但他非常堅決地拒絕了。
從我家到他家要走一個小時，我送了他一程，途中問他為什麼不肯吃飯，他說他的媽媽不準他在别人家吃飯，因為這不禮貌。
受他外婆的影響，他有一點兒信佛，向我傳授心得說，如果在馬路上丢失了東西，隻要默誦阿彌陀佛，就一定能找回來。
我聽後試過一下，卻無效。
我自己有另一種迷信心理，走有圖案的馬路時特别小心不踩線，覺得踩了就不吉利。
快畢業時，萬春沒有報考中學，因為他的父親準備接全家去香港。
畢業後的那個暑假裡，我們都感到依依不舍。
有一天，我帶他去看我已經考上的那所中學，假期裡關着校門，我倆隔着籬笆朝裡窺看，看見操場和操場盡頭的一排教室，相視驚歎真大啊，其實那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學。
我最後一次去他家裡，看見一個戴黑邊眼鏡的斯文男子，正在忙碌地收拾行裝。
那是他的父親，全家日内就要動身了。
他家樓下有一個制造麻将和筷子的小作坊，他經常從那裡得到一些象牙或塑料邊料，在我眼裡全是寶貝，這時他都慷慨地送給了我。
我揣着這些寶貝，在街角和他揮手相别。
萬春到香港後，很快給我來信了，信封上印着“香港英皇道340号四五六酒菜館”的地址，還印着三顆骰子的圖案，分别是四五六個點。
那是他伯父開的一家餐廳，他的父親也在裡面做事。
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在一所英文補習學校學英語，然後才能升入中學。
他每回來信，總以“學兄”稱我，結尾以“學弟”自稱，雖則他比我年長若幹個月。
我們通了三年信，後來不知怎的，中斷了聯系。
1963年暑假，我已是北大的學生，回上海度假，忽然想念起童年的夥伴來，便按照英皇道的老地址給萬春寄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說，我的信猶如一葉小舟，漂洋過海去尋找老朋友，不知能否到達目的地。
開學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從此又恢複了通信。
他寄來了一張近照，也戴上了近視鏡，仍是斯文的模樣。
他的信總是厚厚的，在潔白的道林紙上寫着端正清秀的字體，每個段落之間空一行，顯得十分整潔。
記得他在信中議論香港的社會風氣，對女孩子們以遊泳衣為時髦服裝感到很不滿。
我的信也是厚厚的，用抒情的筆調歌頌友誼、青春和優美的燕園景色，現在想來很幼稚，當時竟被他譽為高過《詩經》的文學作品。
他希望在通信中同我探讨理工知識，練習英語，而當他知道我學的是文科和俄語時，又安慰我說這不妨礙我們
我記不得兩人是怎麼玩到一塊的了，在小學前半期，往來并不密切，成為好友應該是高年級的時候。
他和我同歲，個兒比我略高，白淨的臉皮，鵝蛋臉上一對聰明的眼睛，五官端正，長得頗秀氣。
在班上，他也是一個沒有風頭可出的學生。
他出的唯一的一次風頭是，陸老師在課堂上批評他不用功，接着說如果他用功，會是全班成績最好的。
放學後，我們常在一起活動，周瑞榮有時也參加。
所謂活動，無非是一起做作業，然後就畫畫、看小人書、下象棋，我會下象棋還是他教的。
他的家在城隍廟旁邊，離我的家很近。
活動地點基本上在我家裡，去他家要趁他母親不在，因為她愛整潔和安靜，規矩多，不喜歡被打擾。
萬春的家教很嚴。
在他的家裡，是不準大聲喧嘩的。
他也總是那樣甯靜規矩，溫文禮貌。
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家搬到了人民廣場。
有一回，我帶他到我們的新居玩，正好趕上吃午飯，我們全家都留他吃飯，但他非常堅決地拒絕了。
從我家到他家要走一個小時，我送了他一程，途中問他為什麼不肯吃飯，他說他的媽媽不準他在别人家吃飯，因為這不禮貌。
受他外婆的影響，他有一點兒信佛，向我傳授心得說，如果在馬路上丢失了東西，隻要默誦阿彌陀佛，就一定能找回來。
我聽後試過一下，卻無效。
我自己有另一種迷信心理，走有圖案的馬路時特别小心不踩線，覺得踩了就不吉利。
快畢業時，萬春沒有報考中學，因為他的父親準備接全家去香港。
畢業後的那個暑假裡，我們都感到依依不舍。
有一天，我帶他去看我已經考上的那所中學，假期裡關着校門，我倆隔着籬笆朝裡窺看，看見操場和操場盡頭的一排教室，相視驚歎真大啊，其實那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學。
我最後一次去他家裡，看見一個戴黑邊眼鏡的斯文男子，正在忙碌地收拾行裝。
那是他的父親，全家日内就要動身了。
他家樓下有一個制造麻将和筷子的小作坊，他經常從那裡得到一些象牙或塑料邊料，在我眼裡全是寶貝，這時他都慷慨地送給了我。
我揣着這些寶貝，在街角和他揮手相别。
萬春到香港後，很快給我來信了，信封上印着“香港英皇道340号四五六酒菜館”的地址，還印着三顆骰子的圖案，分别是四五六個點。
那是他伯父開的一家餐廳，他的父親也在裡面做事。
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在一所英文補習學校學英語，然後才能升入中學。
他每回來信，總以“學兄”稱我，結尾以“學弟”自稱，雖則他比我年長若幹個月。
我們通了三年信，後來不知怎的，中斷了聯系。
1963年暑假，我已是北大的學生，回上海度假，忽然想念起童年的夥伴來，便按照英皇道的老地址給萬春寄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說，我的信猶如一葉小舟，漂洋過海去尋找老朋友，不知能否到達目的地。
開學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從此又恢複了通信。
他寄來了一張近照，也戴上了近視鏡，仍是斯文的模樣。
他的信總是厚厚的，在潔白的道林紙上寫着端正清秀的字體，每個段落之間空一行，顯得十分整潔。
記得他在信中議論香港的社會風氣，對女孩子們以遊泳衣為時髦服裝感到很不滿。
我的信也是厚厚的，用抒情的筆調歌頌友誼、青春和優美的燕園景色，現在想來很幼稚，當時竟被他譽為高過《詩經》的文學作品。
他希望在通信中同我探讨理工知識，練習英語，而當他知道我學的是文科和俄語時，又安慰我說這不妨礙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