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是老師的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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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個節日，我去我女兒的幼兒園看孩子們表演。
有的節目隻有少數孩子上場，演出時，其餘孩子都睜大眼睛注視着，眼中射出羨慕的光芒，我的女兒和另一個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場下做起了節目中的動作。
我默默看着，意識到在孩子們眼裡，被老師選中是何等的光榮。
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在這方面遭到的挫折。
上小學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師選中參加節日的演出。
那是一個表演唱，演出時，幾個孩子圍成一個圈，一邊唱“康玲玲康玲玲騎馬到北京”，一邊轉圈子作騎馬狀。
那天我特意穿了一雙新皮鞋，不争氣的是，剛走了幾步，鞋帶就松了，我彎身系鞋帶，别人隻好也停下來。
我怎麼也系不上，老師便上台來幫我系。
一會兒另一隻鞋的鞋帶又松了，節目再次被打斷，老師又上台，但不是幫我系鞋帶，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帶下了台。
從此以後，演節目再沒有我的份了，每逢節日會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經為不能加入少先隊而傷心。
那時候入隊必須滿九歲，三年級時班上建隊，大多數同學在同一天戴上了紅領巾，我因為不夠年齡而被排除在外。
那一天放學後，我走在街上，周圍都是紅領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别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見我的姐姐，因為她也是紅領巾。
當時少先隊有一個規定，隊員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隊禮，每看見這個情景，我心裡就羨慕得不得了。
那一年的時間過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來了入隊的一天，才覺得能擡起頭來了。
我無比自豪，戴着紅領巾一口氣跑回家，滿以為父母和姐姐也會表示驚喜，不料他們毫無反應。
但我興奮依然，站在大衣櫃的鏡子前反複練習敬隊禮，為街上的相遇做準備。
可是，在真的相遇時，尤其是和女隊員相遇，我的手就不好意思舉起來了。
我發現女隊員們也是如此，往往是躲避到另一側的人行道上去，互相窺看，卻又裝作沒有看見地走了過去。
這類事情在我現在看來當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個孩子眼裡卻是十足的大事。
我一再發現，孩子對于榮譽極其敏感，那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
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們就隻能根據外部的标志來判斷榮譽。
在孩子面前，教師不論智愚都能夠成為權威，靠的就是分配榮譽的權力。
我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人，在相當程度上也許可以溯因于小時候極少分配到榮譽。
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師
有的節目隻有少數孩子上場，演出時，其餘孩子都睜大眼睛注視着，眼中射出羨慕的光芒，我的女兒和另一個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場下做起了節目中的動作。
我默默看着，意識到在孩子們眼裡，被老師選中是何等的光榮。
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在這方面遭到的挫折。
上小學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師選中參加節日的演出。
那是一個表演唱，演出時，幾個孩子圍成一個圈，一邊唱“康玲玲康玲玲騎馬到北京”，一邊轉圈子作騎馬狀。
那天我特意穿了一雙新皮鞋，不争氣的是，剛走了幾步，鞋帶就松了，我彎身系鞋帶，别人隻好也停下來。
我怎麼也系不上，老師便上台來幫我系。
一會兒另一隻鞋的鞋帶又松了，節目再次被打斷，老師又上台，但不是幫我系鞋帶，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帶下了台。
從此以後，演節目再沒有我的份了，每逢節日會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經為不能加入少先隊而傷心。
那時候入隊必須滿九歲，三年級時班上建隊，大多數同學在同一天戴上了紅領巾，我因為不夠年齡而被排除在外。
那一天放學後，我走在街上，周圍都是紅領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别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見我的姐姐，因為她也是紅領巾。
當時少先隊有一個規定，隊員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隊禮，每看見這個情景，我心裡就羨慕得不得了。
那一年的時間過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來了入隊的一天，才覺得能擡起頭來了。
我無比自豪，戴着紅領巾一口氣跑回家，滿以為父母和姐姐也會表示驚喜，不料他們毫無反應。
但我興奮依然，站在大衣櫃的鏡子前反複練習敬隊禮，為街上的相遇做準備。
可是，在真的相遇時，尤其是和女隊員相遇，我的手就不好意思舉起來了。
我發現女隊員們也是如此，往往是躲避到另一側的人行道上去，互相窺看，卻又裝作沒有看見地走了過去。
這類事情在我現在看來當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個孩子眼裡卻是十足的大事。
我一再發現，孩子對于榮譽極其敏感，那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
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們就隻能根據外部的标志來判斷榮譽。
在孩子面前，教師不論智愚都能夠成為權威，靠的就是分配榮譽的權力。
我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人，在相當程度上也許可以溯因于小時候極少分配到榮譽。
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師
